踐履篤實攀高峰

　　錢學森給他寫信說：“我近年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能不能把中國的山水詩詞、中國古典園林和中國的山水畫融合在一起，創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離開自然又返回自然”

　　為了能實現困境中的突圍，吳良鏞在理論與實踐上雙向“開弓”。

　　他積極參與北京、北海、三亞、張家港、深圳、無錫、蘇州等城市的規劃設計，主持了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校園的設計……北京菊兒胡同改造項目更是達到了他規劃生涯的巔峰。

　　菊兒胡同，一個詩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這里的環境與詩意無關：以41號院為例，建筑密度83%，許多家庭無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個水龍頭，一個下水道，廁所在院外100米處。

　　吳良鏞受邀來操刀“動手術”。面對這個典型的“危積漏”（危房、積水、漏雨）地區，他和學生出了上百張施工圖。

　　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有機更新”的原則得以確立。在他看來，城市永遠處于新陳代謝之中，基本原則應該是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爛不適宜者。但是新的建設要自覺地順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舊。

　　由于理念到位，行動有力，菊兒胡同改造迅即成為學術界的熱點。

　　當時媒體關于菊兒胡同危房改造的報道，引發了錢學森的思考。1990年7月31日，他致信吳良鏞，提出設想：“我近年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能不能把中國的山水詩詞、中國古典園林和中國的山水畫融合在一起，創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離開自然又返回自然。”

　　國際建筑界也投來贊許的目光：1992年亞洲建筑師協會頒發“優秀設計金質獎章”，1993年聯合國授予“世界人居獎”……

　　吳良鏞在規劃設計上不遺余力，在理論構建上也是筆耕不輟。

　　1987年，他正式提出“廣義建筑學”的概念，并在1989年9月出版的同名專著里，將建筑從單純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

　　1993年，他領銜公開提出“人居環境學”的設想。

　　1999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建筑師大會上，他負責起草了《北京憲章》，引導建筑師全方位地認識人居環境的方法論，而不是局限在狹隘的技術?美學范圍內；植根于地方文化與社會、直至覆蓋心理范疇的多層次的技術體系；將美術、手工藝以及工業設計與建筑師的工作結合起來……

　　時任國際建協主席的斯戈泰斯稱贊這是一部“學術貢獻意義永存”的文獻。英國建筑評論家保羅?海厄特認為吳良鏞以一種樂觀和利他主義的姿態，提出了引導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進入新世紀，他發表了著述《人居環境科學導論》，提出以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為核心學科，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社會、經濟、工程技術等角度，較為全面、系統、綜合地加以研究，集中體現了整體、統籌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環境科學是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學科，看到它將向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邁進的大趨勢。”他這樣告誡同道。

　　他敏銳地指出了學科的發展方向：要關注民生；要珍惜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要發揚生態文明，推進人居環境的綠色革命；要統籌城鄉發展，完善中國城鎮化進程，發展縣域經濟；要培養科學領軍人才，而不是培養什么層級的行政職務，發展集體教學；要提倡“美好環境與和諧社會共同締造”……

　　“吳先生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和中國的實踐提出的人居環境科學，從傳統建筑學擴展到廣義建筑學，再到人居環境科學符合科學發展規律。如今我們的規劃設計工作已經相互交叉、融會貫通、相互集成、多學科已經聯系起來。實踐證明，這樣的融貫、集成避免了許多決策的失誤，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不可估量。”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