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多久，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指示：“照此方針。北京市的規劃就這樣定下來了，即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該小組在北京動物園暢觀樓辦公，被稱為“暢觀樓小組”。

　　蘇聯專家被聘請到小組中指導工作，一些黨的干部和政治上堅定的技術人員成為“暢觀樓小組”骨干，從此，北京城市規劃納入黨內研究的范疇。

　　“暢觀樓小組”成立后，梁思成、陳占祥等原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大多數人不再參與北京市總體規劃編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暢觀樓小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明確指出北京的性質為“北京不只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還應該迅速地把它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的中心” 。

　　由于國內外形勢的驟變，“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出現及中蘇沖突的公開化，該總體規劃草案沒有得到中央書記處的正式批復。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設基本就是照此方針進行的。

　　陳占祥：壯志未酬處，英雄淚滿襟

　　改變命運的一夜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的一個雨夜。

　　陳占祥一家在焦慮的等待中難以入睡。

　　傍晚時分，最后一批國民黨敗兵遠去了，共產黨軍隊要進上海的消息在千家萬戶不脛而走。

　　這到底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大多數上海市民惶恐地張望著。

　　陳占祥站在面對貝當路的四樓窗口，呆望著窗外漫天飄灑的雨絲。

　　第二天飛香港的機票放在窗邊的寫字臺上。

　　陳占祥在英國留學時的導師阿伯科隆貝應香港總督之邀，去做香港規劃。他立即向陳占祥發出邀請，希望這位中國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當年共同制定倫敦南部三個城市的戰后規劃一樣。

　　“父親舉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導師身旁大展宏圖，但又對編制古都北平的規劃，存著一絲不滅的夢想。”多年以后，陳愉慶回憶那個夜晚時說道。

　　3年前，正在英國留學的陳占祥接到北平國民政府邀請，回國編制北平規劃。

　　陳占祥回到了闊別8年的上海，但此時內戰爆發，北上之路暫時擱淺。

　　滯留南方的陳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國民黨政府“行政中心”規劃方案。

　　隨后，他又被借調到上海市建設局參與編制上海都市計劃，提出了開發浦東新區的建議。

　　盡管一直在從事都市規劃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錯的方案，但是內戰打亂了城市的建設，陳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張張被束之高閣的圖紙。

　　夜深了，解放軍開始入城。

　　“那是一支望不到盡頭的隊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動的河流，帶著摧枯拉朽、震懾人心的力量，無聲無息地潛入雨夜的大上海。”陳愉慶回憶道。

　　但是，讓上海市民意想不到的是，這支軍隊沒有一個人去敲百姓的門窗，更沒有人去踹開商家的門板搶財劫物。

　　戰士們兩三人一組，背靠背席地而坐，很快便沉沉睡去。

　　陳占祥看到了一支令人起敬的軍隊，他和妻子給冒雨露宿街頭的解放軍送去牛肉湯，但卻被一一婉拒，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人民子弟兵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回到公寓內，陳占祥作出了決定，新政權值得托付。

　　隨即，陳占祥將第二天飛往香港的飛機票撕成了碎片。

　　他并沒有料到，這一夜，他的選擇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一起做夢的日子

　　陳占祥首先給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寫信，并附上自己的履歷，說明了自己對參加北平規劃的愿望。

　　梁思成立即回復，不僅邀請他參與北平規劃，還希望他能推薦更多的專業人士北上。

　　梁思成當時還擔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陳占祥認為梁思成的回復代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請，曾經一度積郁在心頭的疑云片刻間消散了。

　　陳愉慶記得那段日子父親整天忙著打包裝箱，“喜悅而忙碌”。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十月，陳占祥一家抵達北京。

　　梁思成很快就請陳占祥全家去清華新林院八號的梁宅做客。

　　梁陳二人的首次會面可謂是一見如故。

　　陳愉慶記得，當父親說到“全世界再也沒有第二個北京城，這塊瑰寶規劃時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不然愧對先人”時，“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舉起來碰了碰說，‘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

　　17至18世紀，北京曾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規劃最科學、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國首都。至今西方大學建筑系的教科書中，北京古城規劃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梁思成、陳占祥眼里，剛剛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們兩人的一張試卷，作為專業人士，他們不想留給后人一個不及格的成績單。意氣風發的兩人堅信，他們有能力讓這座中國人引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華，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都市。

　　對照日后的經歷，很明顯，此時的梁、陳，把事情想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