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為北京做智慧城市規劃咨詢顧問的黃波分析，智慧城市的建設困境是：一方面面臨海量計算的需求，智慧城市需要無數攝像頭、無數傳感器、無數新的應用，支撐這些應用，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去建設。而另一方面，信息化投資的運作效率又太低。

　　新能源、物聯網、智慧建筑、綠色經濟，這些備受矚目的高新概念已引起了越來越多決策者的注意，并且頻繁地出現在了各種政府文件中。這些帶著光環的術語能真正發揮出“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作用嗎？還是新名詞掩蓋下的面子工程？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進程中，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太陽能光伏產業發展的另一種視角

　　興建環保、綠色的智慧城市是當下的熱門，可談起這個時髦的話題，首都博物館總工程師祝敬國卻憂心忡忡。

　　祝敬國是在中國實踐智慧建筑的先行者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他已經將上海博物館改造成了當時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智能化博物館。精確消耗能源的智能體系不僅很好地維護了文物的保存，還比改造前的博物館減少了60%的水電氣消耗，僅電費一年就能節約三百多萬元。

　　2000年初，籌辦奧運會的北京需要蓋一批配套建筑，首都博物館新館被列入名單當中。祝敬國加入了首都博物館的新建工程中，擔任總工程師。

　　為了體現節能、環保的“綠色奧運”精神，祝敬國和他的團隊利用首都博物館一萬三千平方米的巨型平面屋頂，做成了5000多平方米的太陽能電池板。這些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最高發電量能達到300千瓦，滿足了博物館里所有照明用電的需求，不再需要外接電源了。祝敬國因此拿到了住建部頒發的“綠色工程獎”，這代表了中國政府在該領域對他的最高認可。

　　當時太陽能光伏在中國還是新鮮事物，也是政府和企業蠢蠢欲動想要進軍的新領域，所以祝敬國時常被專業期刊約稿，被種種論壇、會議請去作報告。“可是后來他們就漸漸不再叫我去了，因為我總是堅持自己的觀點，給他們的開發熱情潑冷水。”接受采訪時，祝敬國說。祝敬國的觀點是：太陽能光伏系統一定只是一種補充手段，在某些條件下是有效的，且應該采用的，但“在我們通常的城市居住環境下，并不適宜”。

　　他認為自己建立的首都博物館太陽能光伏系統作為樣板工程是可以的，但并不具備廣泛的示范作用，因為“對太陽能光伏的開發必須因地制宜，在中國大面積推廣行不通”。它適合運用于人口密度小、日照強烈的地方。比如荒無人煙的青藏鐵路，鐵路的所需信號系統都要用電，按照傳統的方式就得蓋電廠、發電、再傳輸，不僅投入巨大而且在傳輸過程中還會有大量損耗，能源使用效率很低，這種情況下采用太陽能光伏發電就很恰當。

　　“但我們城市里的房子，別說屋頂了，就是墻面全部設計成太陽能電池板，攤到住戶每個人才能有多大的面積？發多大的電？而且這么大的建筑密度，都用太陽能，把太陽能都吸收轉化成電能后，對氣候對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祝敬國說。然而，相關產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2000年初祝敬國做首都博物館新館工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商。2006年至2007年，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增長份額就已經居世界首位了，到2008年，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國。

　　可太陽能電池板的市場需求卻遠遠跟不上如此龐大的生產規模，方興未艾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在2009年就遇到了冰封期，眾多太陽能電池板企業破產倒閉。2011年，曾在無錫市政府幫助下創建的尚德電力公司，在上市五年后負債總額已達到35。82億美元，華爾街投資機構對尚德股票的評價是“破產重組是其唯一出路”。在祝敬國看來，太陽能光伏產業“造富運動”的幻滅是意料之中的。“因為這種需求是一種概念化的需求，而不是真正的生產生活需求。”祝敬國說，“所以現在綠色建筑也好、智慧城市也好，我都非常擔心，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冷靜、科學、深入的認識，一窩蜂地盲目跟風，就會出問題，投入會打水漂。”

　　“智慧城市”的發展與困境

　　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一樣，在21世紀初期走到了城市化的分水嶺。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現在每年有一千多萬農民轉移到城鎮，這是必然趨勢。”2010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中國，到2020年，估計會有6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30年，這個比例將達到70%。

　　但另一方面，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目前我國的人均居住標準和所消耗的資源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如果按既有模式發展下去，我們50年后的居住環境就會變得更熱、更干、暴雨頻發、極端天氣出現更多。

　　因此，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城市，交通問題、能源隱患、對災害缺乏應急響應等等“城市病”正越發凸顯，并一次次挑戰著傳統城市的承受極限。當傳統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已不可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智慧城市能否成為一個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呢？

　　祝敬國說：“我們希望用智能化系統、先進的技術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提高我們城市運作的效率，提高城市的安全、穩定、可靠。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設方向毫無疑問是必須的。”未來的智慧城市應該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也就是說，智慧建筑本身是自我循環的整體，能夠產生能源，能夠自身對垃圾、廢物進行處理，并且進行循環利用；智慧交通為城市間提供通暢的無縫連接環境；智慧電網將各種可再生能源接入城市系統中。各個角落的傳感器把城市運營的數據匯集到一個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進行整體優化。目前我國已經有90個大中小城市成為智慧城市的試點單位，47個副省級以上的城市都做了智慧城市的規劃。中關村物聯網產業聯盟秘書長張建寧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現在正值智慧城市的建設高潮時期，我們看到部委之間的政策在打架，同時地方政府的領導們也蠻著急，都希望把本地區建得智慧一點、聰明一點。”

　　47個城市規劃了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景，但在目前信息化機制下，由于很多部門分別建設，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會是一個雜亂生長的叢林。

　　據為北京做智慧城市規劃咨詢顧問的黃波分析，智慧城市的建設困境是：一方面面臨海量計算的需求，智慧城市需要無數攝像頭、無數傳感器、無數新的應用，支撐這些應用，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去建設。而另一方面，信息化投資的運作效率又太低。

　　2013年5月29日下午，在中國國家會議中心“信息化與智能城市”的論壇上，黃波拋出了他的疑問：“很多城市的信息化投資并不少，幾個億、幾十億的投，但這些錢花哪去了？效果怎么樣？”在這次論壇上，很多專家達成的比較一致的共識是：我國不缺乏對智慧城市的關注，缺的是一個能有序、合理地推進這些規劃的統籌管理體系。“我們要建設智慧城市”的訴求往往被當作一個布置下來的目標和任務，但其本質上，“智慧”只是為了延長城市生命周期的一種手段而已，可持續發展才是目的。

　　避免“慌不擇路”

　　在祝敬國看來，我們的人口密度不堪重負、資源緊缺已迫在眉睫，這時候就容易“慌不擇路”，沒有腳踏實地的去研究真正有效、實用的工程，“為了智慧而智慧”，把綠色環保表面化，反而是在走彎路。國際上不乏高效運作的智慧城市案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平臺的搭建者和維護者。在德國，政府將對建筑物的“可持續性”評估系統納入了法律條文。德國的建筑工程師StephanBecsei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有一套評價建筑的工具，準確量化各種建筑的綠色度，尤其是新區的房子都必須接受評估。而人們在選擇入駐這些商用或住宅樓宇時，就會考慮這些評估結果。沒有人愿意住在一棟可持續性很低的房子里。”水資源的利用率是綠色建筑的評估標準之一。德國新城區房屋幾乎每家每戶都安裝雨水采集和管理系統，政府出經費支持私家住宅儲存雨水。“我家的雨水儲存系統已經運轉10年了，家里用水的地方有兩個龍頭，其中一個接著自家的雨水水庫。我用雨水洗衣服、澆花、沖廁所，節約了大量的自來水，我覺得用雨水來洗澡都是沒問題的，只是我妻子不允許罷了。”Stephan說。

　　我國臺灣地區是亞洲第一、全球第六的綠色經濟體。2011年，“臺灣推動綠色項目辦公室”成立，作為綠色貿易的整合平臺。

　　臺灣的塑料瓶回收率是100%，各式塑料瓶加工企業會把它們制作成衣服、毛巾等綠色紡織品，這些產品在臺灣早已形成規模經濟，有穩定的市場和平易近人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甚至還成為了世界杯的服裝和帽子供應商。

　　“臺灣推動綠色項目辦公室”副執行長溫麗琪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了政府機構在推動綠色經濟方面所起的作用：“現在有政府的‘綠色采購’的規定，目標是將90%政府的預算都花在綠色產品上。”

　　在臺灣地區，無論是智慧綠色建筑、清潔能源還是環保產品，均出臺了整套評估體系和認證標準。而環境管理制度則從法律的角度推進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如《室內空氣品質法》規定，所有公共場所必須安裝空氣指標監測儀，公共場所的空氣質量是被管控的，如果公共場所空氣污染指數超標，所在地的業主或組織就要接受罰款。

　　2012年12月，我國住建部頒布了《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對評判智慧城市的指標體系作出了規定。

　　祝敬國說：“智慧城市已經出了國家標準，但從管理的力度來說，這還是一種倡導而非強制。智慧城市應該是一種強調工程內涵，完全站在用戶與環境需求的功能角度上來考慮的工程。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工程的實用價值和運作效率，有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