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鞍橋村項目開始，萬麗對建筑有了新的認識。“有超過40%的人生活在農村，就應該有這么多建筑師為農村里的人服務。”

萬麗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后研究員

　　“一專一村”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召集人

　　離開四川攀枝花馬鞍橋村之前，萬麗拍了一張自己最喜歡的照片。在照片里她沒有把身后的房子拍得特別炫，照片的主角是那些正在插秧的村民，他們經歷了地震的創傷，但很快恢復了生產。他們的身后是他們親手蓋起來的家，家的背后是大山和天空，它們好像永恒的依靠，一直守護著他們。

　　離開四川攀枝花馬鞍橋村之前，萬麗拍了一張自己最喜歡的照片。

　　“這是一個舞臺，一個生活的容器，這些人的生活就在里面不停地上演。”萬麗說，“可能這就是我能想到的人、建筑和自然最和諧的一種關系吧。”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三個月后，攀枝花發生了6.1級地震，會理縣馬鞍橋村受災嚴重。在國家住建部的支持下，香港無止橋慈善基金統籌香港中文大學、重慶大學等高校成立聯合團隊，于2009年在馬鞍橋村開展震后村落重建研究與示范項目。時為重慶大學碩士研究生的萬麗在聽完無止橋慈善基金的講座后，報名成了志愿者。

　　在馬鞍橋村擔任駐點建筑師的三個月里，萬麗每天戴著大草帽穿著花布鞋走街串巷，村里三十幾戶人家，誰跟誰是親戚，誰跟誰有矛盾，她都門兒清。在與他們同吃同住的日子里，萬麗逐漸成為其中一員。

　　從這時開始，萬麗不再在眼花繚亂的各種建筑大師和流派之間搖擺不定，她對建筑有了一種更深入、更有目標的喜歡。“不管是建摩天大樓還是土房子，都是為人服務的。”她說，“我們國家有超過40%的人生活在農村，就應該有這么多建筑師為農村里的人服務。”

　　2011年，她在博客的第一篇文章《曲線救國》里，引用了羅永浩的一句話：“通過實現理想證明實現理想是可能的，即使是在中國。”

　　到農村去

　　在四川大學讀本科時，萬麗的目標是進建筑設計院，成為一名優秀的建筑師。實習期間，她卻開始對自己曾經追求的“人設”望而卻步。有一次，她聽到甲方對一位建筑師說，做售樓部，就找一個你覺得最好的、最喜歡的照著做就行了。建筑師的被動、甲方對建筑設計的無所謂，讓萬麗有些后背發涼。她在心里嘀咕：千萬不要讓我遇到類似的情況。

　　為了逃離這個路徑，萬麗到重慶大學繼續讀研。但是關于未來，她仍沒有想明白。

　　無止橋慈善基金到重慶大學開講座時，萬麗了解到這是一個鼓勵香港和內地大學生運用環保理念，義務為國內貧困和偏遠農村設計和修建便橋及村莊設施的團隊，便報了名，參與馬鞍橋村的災后重建。

　　初到馬鞍橋村時，志愿者們對當地人畜混居的居住環境有些不適。萬麗的父母曾是知青，她對這樣的環境不算陌生，只是晚上如果想上廁所，還是會害怕，因為“農村的廁所和豬圈在一起，晚上會有很多蟑螂”。

　　麻煩的不止是適應農村的生活，還有村落重建面臨的各種限制條件。

　　馬鞍橋村遭遇地震后，村民們只能住在帳篷或者嚴重損毀的危房里，遲遲不能開始重建。當地交通閉塞，磚、水泥等建筑材料進不來，加上建筑材料漲價，“蓋一個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需要8-10萬元”。對當地村民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在萬麗等人到達馬鞍橋村之前，全村只有一戶人家蓋起了磚房。

　　沒有專業的施工團隊和設備，無止橋團隊沒辦法像很多建筑師那樣，只管設計不管蓋房子。不僅如此，他們需要跟村干部、村民溝通磨合，了解他們的需求，考慮如何在現有的技術、經濟、環境條件下，讓村民住上安全、舒適的房子。

　　地震后，原來的土房紛紛垮塌或者變成危房，村民們普遍覺得磚房比土房好，能蓋上磚房被視為成功的標志。但從現實的經濟、交通等實際情況出發，村民們要蓋磚房就得背上沉重的貸款壓力。經過協商，最后村民們決定和無止橋團隊一起重建土房。

馬鞍橋村的工人正在放置竹筋和木銷。

　　土房的專業術語也叫生土建筑，主要是利用未經焙燒的土壤或簡單加工的原狀土作為主體建筑材料。生土建筑具有造價低廉、冬暖夏涼、建造過程環保等諸多優點。在西南農村，生土建筑分布廣泛。

　　重建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筑系吳恩融教授和他的學生穆鈞（現為北京建筑大學教授）主要負責，他們是生土建筑方面的專家，希望在尊重當地氣候環境、生活習慣的前提下，在保留生土建筑優點的同時，把村民的房屋建得更安全舒適。

　　為了讓新建的土房更抗震，團隊做了很多改良，比如在土料里加入極少量的石灰水泥和一些竹筋木銷以提高土墻的強度和韌性，在土墻里嵌入構造柱和圈梁讓整個墻體有了骨架，設置防震縫降低建筑間的相互影響和牽扯等等。

　　馬鞍橋村重建中，村民正在用一頭木、一頭鐵的夯錘夯筑墻體。

　　在無止橋團隊的幫助下，村民們學習建造技術，省了很多施工費。新房大量使用了坍塌的廢墟材料，90%的建筑材料都是當地的石頭、土、木、草等，這也讓重建的成本低了很多。“最貴的造價約200元每平方米，便宜的六七十塊就能建一平米”。

　　幾個月下來，33戶村民的新房建好了，大都在原址重建，沒有留下廢墟和危房。這些重建的房屋“不華麗也不搶眼”，但是干凈整齊，自有秩序，都是根據各家宅基地的狀況和實際需求而設計。土房子寬敞明亮，每堵墻至少有50厘米厚，墻面光滑平整，側墻有圓形的通風口，大小不一的窗戶都嵌著透亮的玻璃……

　　“村莊還是那個村莊，鄰居還是那些鄰居，牛棚、豬圈、雞舍、糧倉、院落一樣沒少，村民們沒有被迫搬遷，也沒有欠下高額貸款。”萬麗說，“有時候，需要忘了自己是建筑師，不要想著去實現建筑師的什么理念，單純地和村民共同建設家園本身就足夠有意義。”

　　民居重建期間，萬麗主要負責跟村民們簽訂協議和收發資料等基礎性的工作。隨著項目的不斷跟進，穆鈞發現萬麗做事踏實投入，給了她不少建議。等到建設公共服務設施階段，萬麗開始擔任村民活動中心的設計師和現場統籌。

萬麗手稿

　　深入參與建筑設計和施工之后，萬麗發現在學校里學的、圖紙上畫的和實際建造的差別很大，“在圖紙上多一筆少一筆很簡單，但在這里可能稍微復雜一點點都會變得很麻煩”。

村民活動中心

　　村民活動中心是一個雙層夯土建筑，乍一看有點像福建的土樓，考慮到當地村民主要是傣族和彝族，全村人很喜歡圍成一圈跳舞，萬麗特意把它設計成了弧形。露天的院子里，來自內地、香港和臺灣的大學生志愿者們鋪上了從附近河床里撿回來的石子，既節省成本，下雨時地面也不至于滿是泥漿。

　　工程竣工時，村民和志愿者們一起在活動中心的院子里跳起了當地人最喜歡的笛腳舞。活動中心旁邊有一個水渠，村民們以前常在那里洗菜、洗衣服、聊天，現在他們更愛聚集在這里。

　　兩個多月里，看著項目慢慢從圖紙變為現實，萬麗心里除了成就感還有很多感動。時間已經過去近10年，她依然記得，“在馬鞍橋村過生日的時候，村民殺雞給我吃。臨走前，楊興瓊送給我一雙她親手繡的鞋墊。”

　　萬麗在村里住楊興瓊家，久而久之，她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楊興瓊總愧疚家里條件簡陋，讓萬麗他們吃了不少苦。“但她不知道，每次進了她的家門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安穩。”萬麗說，“在院子里嗑瓜子、吃葡萄的時光，在屋頂平臺上一邊看星星看月亮一邊找手機信號的夜晚，早就把她和我們連在了一起。”

　　土房不土

　　馬鞍橋的項目做完之后，萬麗拍了照片拿給同學們“顯擺”，得到的反饋卻是一盆冷水，“他們覺得村民是沒辦法才住土房子，有錢了肯定會再修磚房。”

　　土房真的被時代淘汰了嗎？一方面是同學們的質疑，一方面馬鞍橋的項目獲得了很多國際獎項，包括香港環保建筑大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遺產保護獎，以及國際生土建筑大獎等等。

　　獲得這么多獎，萬麗很意外，不少同行也戲稱這是一股泥石流，“畢竟和其他的項目看起來都太不一樣了”，共同參評的大多是城市里的建筑或者比較精致的小建筑，“很少有這種比較‘低技術’的項目”。

　　萬麗后來考慮過，馬鞍橋項目獲獎可能是因為團隊以科研成果的方式為“鄉建”提供了一種可推廣的解決方案——在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在他們能承受的經濟條件下，以環保、節能的方式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

　　這一方案讓村民成為對建造家園“有真實需要和感受的人”，成為真正受益的人。

　　萬麗找到了自己的路——做一名 “草帽建筑師”。重慶大學碩士畢業后，她到香港中文大學跟隨吳恩融教授讀博，繼續參與農村的生土建筑項目。

云南魯甸地震中垮塌的夯土民居

　　2014年云南魯甸發生地震，當地很多土房垮塌嚴重，萬麗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一專一村”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的一員，跟隨團隊到魯甸光明村參與災后重建。

光明村的爺爺奶奶

　　在光明村，萬麗發現有一對七八十歲的老人因為沒錢重建房子，已經在帳篷里住了一年。“住帳篷冬冷夏熱很遭罪，屋里怕著火也不敢點蠟燭。”老人的兒子楊慶廣說。

　　跟以前一樣，萬麗和團隊把村民們召集起來一起蓋房子。為了測試房子的抗震性能，團隊和昆明理工大學的柏文峰教授一起做了1：1的振動臺實驗，“發現這個房子完全可以滿足當地八度設防的抗震要求”。

　　考慮到保暖，房子的窗戶和玻璃都采用雙層中空玻璃，屋頂也做了隔熱層。

　　兩三個月后，

　　房子蓋好了，

　　左右兩邊是房間，

　　中間是窄窄的通透的半室外空間，

　　老爺爺在這里吹著穿堂風編籮筐，

　　老奶奶也重新繡起了十字繡。“

　　以前屋里光線暗，

　　我媽眼睛不好，

　　很久沒繡十字繡了。”

　　楊慶廣說，

　　“萬麗做事好，對人也好，村里個個都瞧得上她。”

　　此后魯甸又發生了兩次地震，萬麗打電話問村民，房子是否有裂縫，“他們都說完全沒問題”。

　　建房子越來越得心應手，但對萬麗來說，農村基礎設施配套，比如污水排放、垃圾處理等問題目前還是沒辦法完善解決。

　　“農村垃圾和城市垃圾相似，城市的生產生活用品大都賣到農村了，但是農村還有農藥用品這類有毒垃圾，很多通過填埋、焚燒來處理或者就直接倒在河里，沒有很好的垃圾處理系統。”萬麗很是憂心。

　　現在，萬麗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博后，也是該校“一專一村”農村可持續支援計劃的項目召集人，統籌團隊在各地的項目以及跟進設計和施工進度。“一專一村”旨在整合一所高校的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源，以策略性、系統性和可持續的方式，改善一個村莊的環境和民生。

　　目前，“一專一村”團隊正在云南的怒江和大擺衣開展項目。“這是一個跨學科的計劃，團隊希望整合學校的資源，通過2-5年的時間去長期跟進和關注農村的發展。”萬麗說。

　　做鄉村建設近10年，農村生活開拓了萬麗的視野，讓她時常反思現代人的生活，也更深層次地思考一系列農村的問題。她覺得自己找到了合適的方向，“如果現在讓我去畫特別復雜的城市建筑設計圖，不一定做得好，但做現在的這些事情還是比較有自信。”

　　時常有人問萬麗，博士畢業后為什么選擇繼續做農村項目，什么時候結束博士后去找下一份工作，她總回答：“我沒有要找下一份工作，這就是我的工作。”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萬麗把魯迅的這句話放在了微信的個性簽名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