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花生樹》

　　山川河流是這個世界最早的主人，草木植被則是這個世界對人類最好的饋贈。

　　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對于草木一直有一種無法名狀，更無法割舍的迷戀情愫。

　　在能夠獵取動物茹毛飲血之前，采取山林間的草木果實是人填飽肚子最容易的方法，神農(nóng)嘗百草以利萬世，從此五谷果蔬成為中國人飲食的主流，《周易》用蓍草進行占卦，草木成為人們答疑解惑、尋求指引的“神物”，從物質(zhì)層面的“吃飽肚子”，再到精神層面的“指點迷津”，中國古人對草木的這種依賴已經(jīng)深深地根植在中國人的文化血脈之中，直接推動了以農(nóng)耕稼穡為代表的農(nóng)業(yè)文明形成。

　　中國文化源于農(nóng)業(yè)，而農(nóng)業(yè)的源頭就是草木。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在各自不經(jīng)意間的行為中，折射出共同的審美情趣和思想源頭。雖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已經(jīng)滿足生存的需求，但是中國古人還是在精神層面保留著對草木的敬仰和追求?！对娊?jīng)》中，人們用草木花卉果實作為彼此間純真情感的象征，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在羞澀、不善言詞表達的中國人看來，一個簡單的瓜果交換過程，便是情定一生的儀式，既熱情浪漫，又唯美實在。相比于《詩經(jīng)》中的卿卿我我，楚辭對草木的追求則更有一種高尚俊潔的人格美德象征，“荷、蘭、蕙、薜荔、桂”等香草香木是其中出現(xiàn)較多的草木類型，“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表現(xiàn)出屈原對德行高潔的追求，這也是后世中國文人對草木予以情感寄托的肇始。

　　孔子曾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直譯過來就是，讀《詩經(jīng)》可以抒發(fā)情志，可以觀察社會與自然，可以結(jié)交朋友，可以諷諫怨刺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由此可見，在古時，親近自然是一種被推崇的行為，能通曉草木鳥獸名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相比于鳥獸的靈與動，中國人似乎更加偏愛草木的靜、恒、閑。

　　草木之“靜”體現(xiàn)在“有變無聲”，它是變化的，而且過程很難讓人察覺，但往往在某一個不經(jīng)意的瞬間綻放，很符合中國文人“非寧靜無以致遠”的精神境界。

　　草木之“恒”體現(xiàn)在輪回和守信，花有重開時、人無再少年，草木相比于人的最大優(yōu)勢便是可以輪回，它是可以延續(xù)的，古人對于四季輪回的感知除了溫度和氣候，更多的是來自草木規(guī)律性的物候變化。中國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追求便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謂不朽就是永恒，人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只要自己的觀點、德行、功業(yè)能夠傳世永恒，便是人生最大價值。所以，古人在草木花卉中追求人格和道德的永恒，蘭的高潔、梅的堅強，竹的挺拔、菊的高尚、蓮的純潔，逐漸成為中國傳統(tǒng)士人文化約定俗成的永恒符號。

　　草木之“閑”體現(xiàn)在人對自然世外桃源的癡迷和眷戀，“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在漢代文人枚乘看來，接近自然、回歸山川草木之中，這種歡樂是絕無僅有的，也是達官顯貴抑制欲望過盛、享樂無度的健康生活方式。對于文人來說，得意時寄情山水間，能享云水風(fēng)度，失意時，寄身山林中，方顯松柏精神。這種閑不僅是一種環(huán)境，更是一種意境，立在桌頭案幾的幾縷青翠間，繞在書房茶舍的水墨丹青中。

　　作家何頻在《雜花生樹》中說，“解析歷代的中國文人，生生不息對自然的癡迷和眷戀，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里有這樣一條永不斷線的草木之鏈，很有韌性和長度，具有十分精彩的一面，它是中國文化一個顯著的特點。”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喜歡草木花卉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xí)慣，雖然每個人喜歡的品種、程度都不盡相同，但是從深層次來講，這種喜歡的源頭都來自中國人內(nèi)心中那條延綿許久的草木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