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我們一點也不缺少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發表觀點和看法的人，一點也不缺少對未來走向和未來道路提出判斷和預測的人。以涉農領域為例，農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生產方式，是現代農業大生產還是小農農業小生產，未來農業走資本集約型道路還是家庭經營型道路？農村土地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權屬安排，承包權與經營權統一還是分離，未來農地自由流轉還是有限度流轉？農民應該如何實現社會流動，外出務工還是留守鄉村，未來農民入戶城鎮還是留居鄉村？農村應該如何治理，自然虛空還是現代振興，未來農村應該別具農業性和鄉村性還是委身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關于這些問題的各種說法、各種提法，無論是在傳統主流媒體還是在現代自媒體上，每日都熱鬧非凡、層出不窮。

　　在關乎自身利益的討論中，農民卻集體失語了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鄉村振興”擺在國家重大戰略的位置。在此背景下，關于鄉村振興的討論成為焦點。這體現了社會各界對中央大政方針的認真關注和積極參與。

　　對鄉村振興這樣的重大主題和重大戰略的討論，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這是全社會高度自信、開放和包容的體現。然而，不同的社會角色參與討論的角度和邏輯應該有所區別。

　　對于鄉村振興來說，官員發聲的重點是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傳播與解讀，以使全社會能夠正確、準確理解國家的政策。在目前的討論中，各級官員基本保持了這樣的定位。當然，官員也應該充分了解學者的思考，傾聽農民等社會群體的聲音。

　　農民（包括商家企業等）發聲的重點是各自需求和期望的直接表達。然而，目前的現實是，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鄉村振興討論中，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的主張和建議基本覆蓋了農民的聲音，而農民作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和受益者，卻在這場關乎家鄉建設和自身利益的鄉村振興討論中集體失語了。

　　學者的表達，不能太任性

　　學者，尤其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在當前關于鄉村振興的討論中，是最為活躍的參與者。然而，我認為，學者的發聲應該與其他群體有所區別。官員主要表達對政策的解讀，農民主要表達需求和期望，社會科學學者應該充分呈現對現實復雜性的認識和理解。這是一種良性的分工和相互的補充。但目前的現實是，一些學者的發聲基本停留在想當然和樸素的層面，其中看不出任何理論脈絡和學術邏輯，與其他群體的發聲別無二致，或更加天馬行空，甚至表現出缺乏深度的“我執”式任性。

　　社會科學的精髓未必在于什么發明創造，而在于對理論脈絡的梳理和知識傳統的累積。社會科學學者的任何看法和觀點，必須有深厚的理論脈絡和知識傳統作為基礎，任何分析和研究，必須有嚴謹的學術邏輯和方法體系作為支撐。若失去這些，再加上對有些概念和術語的一知半解，其發聲既可能因為虛妄而言之無味、言之無物，也可能因為做作而矯柔造作、附庸風雅。尤其是以社會科學學者的名義發聲，很容易令社會大眾難辨虛實，難分真假。因此，社會科學學者對鄉村振興的觀點和判斷，一定要建立在全面而堅實的理論脈絡、知識傳統、學術邏輯和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要對事物說清楚“是什么，從哪里來，往哪里去”，這比表達的觀點本身更為重要。這才是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社會現實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度，這樣才能體現出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社會問題的學術分析與社會大眾對社會問題的樸素認識之間的區別。

　　學者可以直白，但不能不專業

　　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例，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對大生產或小生產的樸素看法，而且任何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比表達支持大生產或小生產的觀點更為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分析呈現出深厚的理論脈絡和知識傳統，要對自己的觀點呈現出嚴密的學術邏輯和分析方法。在理論知識方面，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理論思潮，如實體主義、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后現代主義等對農業生產規模均保持著長期的研究傳統。其中還有諸多著名的對話和論爭，如十九世紀末德國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大衛論辯”，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列寧-恰亞諾夫論辯”，以及與此相關的20世紀80年代的“斯科特-波普金之爭”等。這些都是關于大生產與小生產的學術理論傳統。在邏輯分析方面，學者需要有扎實的實地調研資料作為支撐。這些都應該是社會科學學者發聲的基礎和重點。若沒有了這些，則無法發揮出社會科學學者的特殊作用和貢獻。而有了這些，官員在決策時可以更好地參考相關的理論傳統和分析邏輯，農民等其他社會角色也可以了解不同社會和歷史背景下關于農業生產方式的諸多實踐。

　　這倒不是說社會科學學者在社會表達中言必談理論，相反，他們完全可以使用直白的語言將理論知識闡釋清楚。社會學家米爾斯指出，“專業”不一定意味著艱深，更不意味著玄虛行話。其實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大的理論往往是可以用平白的語言說清楚。這里強調的是，社會科學學者關于鄉村振興的討論一定要有理論知識的脈絡和學術分析的邏輯。

　　多元社會下，理論是多元的

　　在此方面，社會科學學者還需要認識到，社會理論的建立旨在對社會現實提供解釋，故社會理論需要根據社會現實的改變而改變；而社會現實無論在橫向上還是縱向上永遠是多元的，不會根據某一種理論建構而改變。因此，學術領域必然存在多種理論視角，每一種理論視角都將對社會現實的某一個或幾個方面（或歷史時期）提供解釋。尤其是，多元的社會現實包括許多不同的系統，每一個系統的哲學基礎、倫理價值以及闡釋邏輯可能迥然不同，甚至存在相互對立的可能。在此情況下，為了解釋這些不同的社會現實系統，各種理論范式必然包含截然不同的概念體系和邏輯框架。

　　正是由于社會存在多重形態和多元系統，因此也必然存在解釋這些形態和系統的不同社會理論。尤其是，每一種理論都有特定的概念體系和特定的邏輯框架，人們一般無法用其中一種理論的概念體系和邏輯框架，去理解或解釋另一種理論或另一種理論所解釋的社會形態。例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說明在農業生產方面，至少存在小農農業和現代農業兩種形態。此時，社會科學學者需要認識到，這兩種農業生產形態需要不同的理論體系進行解釋，我們無法用現代農業的理論邏輯去理解或解釋小農農業，正如我們無法用經典文化去解釋民間文化，無法用經典文化去指導民間文化一樣。

　　社會科學學者必須要在認識論層面承認和尊重各種理論體系的共存，切不可陷入這樣一種誤區：用某一種理論的概念體系和闡釋框架，去漠視或否定其他任何社會存在形態或其他理論體系。例如，用企業家式的邏輯，去想象所有的小農農業活動；或用規模化、樣板化的產業扶貧思維，去理解基于小塊土地和地方特色產品的小農式生產扶貧。

　　若不能走出這種誤區，則必然會出現這樣的現實：即那些狹隘固守現代農業和城市化是社會發展唯一道路選擇的學者，每每批評那些強調小農戶生產和鄉村價值的學術研究過于浪漫和過于理想，這其實表現了這些學者對多元社會現實的認知缺乏，更呈現了他們沒有理論深度的學術任性。

　　只有在這樣的認識論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將不同理論邏輯基礎上的不同社會形態和社會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在實踐上真正地銜接起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聯結起小農戶和市場等。這些是學者在關于鄉村振興等社會問題討論中應該考慮的表達定位。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