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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隱在綠樹叢中的靈山“小木屋”，徐老師稱它是北京的“珠穆拉瑪”，并配以詩句示予路人：“人間四月芳菲盡，三桃三杏始盛開。”時下，“小木屋”院里院外，樹影婆娑，姹紫嫣紅。當年，徐鳳翔選中此地，看好這里的近百株百年以上的核桃樹，以及有條件做她的“高原生態對比考察”。如今，從西藏引種的喬、灌、草等植物有近百種，尤其那紅蕊黃牡丹竟開得嬌艷可人。藏式的圍欄、房舍、生態環保教學樓和生活附屬設施，處處洋溢著濃郁的西藏風情。

　　在小木屋的展示大廳，徐老師把中國生態現狀以圖片的形式展示在我們面前，江河湖海在這里洶涌澎湃，千年不朽的胡楊在這里傲然挺拔……但是，現實中的中國之水正在一天天被污染，挺拔的胡楊正在沙海前沿搖曳，保護的速度比不上破壞的速度。想起這些，就是揪心的疼痛。徐老師感慨萬千。

　　采訪徐老師，話題卻總也繞不過作家黃宗英，實因《小木屋》這篇承載著作家與科學家情結的華章，已經在千千萬萬的讀者中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漫步在靈山“小木屋”曲徑通幽的石礫小徑上，徐老師給我們講起了她和黃宗英的故事：“與黃宗英1979年在成都的學術會議上邂逅的。初次見面，她就表達出了對我的西藏生態研究的濃厚興趣，我也將定位研究的想法和困難告訴了她。那次臨別時，她給我留下一句話‘我到西藏找你’！我并沒有在意，因為藝術家的激情總是豐富些。然而4年之后在拉薩，隨作家代表團考察西藏的黃宗英，見到了正在為‘研究站’籌集經費的我后，執意退掉機票，隨我進了藏東南大森林。后來看到她曾在一封信里寫道：這是一個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人和事……到崗鄉后，在小帳篷里，我講我的打算，說要真正成立一個機構，恐怕是一場夢。她說你的夢很好，我跟你一起走。70多天走下來，她寫成了《小木屋》這本書。”。“后來，黃宗英又曾兩次進藏，尤其是1994年她69歲那一年，為支持我對藏東南高原植被的考察，她把自己‘抵押’給電視臺，拍攝紀錄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甚至連遺囑都寫下了。就是這次西藏行，黃宗英落下了很多毛病……”說到這里，徐老師內心的歉疚和不安在話語之間再次袒露在我們面前。

　　1984年，以徐鳳翔的故事為藍本的報告文學《小木屋》出版并很快風靡全國。1985年，徐鳳翔奔波了8年的科研站“小木屋”開始建設。徐老師和黃宗英的這段交往如今成為一段佳話。后來，只要有時間，徐老師都會去上海看望自己的黃宗英，從相識到知己，如今近30年過去了，這份情懷依然源遠流長。

　　那次，當問及“小木屋”的未來時，徐老師很無奈。“我年紀大了，老了，我希望給這里找到一個好的婆家，幫我把這里的事業延續下去，但是一直未能如愿啊！這么大個地方，費用高不說，打理過來都難，現在我把工人減少到了最少，下一步準備把車賣掉了……”

　　小木屋，是徐老師延續理想的所在，現在卻成了老人揮之不去的心頭之結。那一次，我是帶著祝福和期許離開“小木屋”的。靈山“小木屋”，延續著徐老師難以釋懷的高原情結。告別了“小木屋”，告別了徐鳳翔。“大智者以獻身達無量妙意，小木屋為理想蘊永遠夢幻”，黃宗英題寫的詩句卻總在腦際間飄拂：愿小木屋永在，愿小木屋精神永存！愿許老師早日把心頭之家結化解……這次從“小木屋”回到京城內后，我寫了兩篇專訪徐老師的文章，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初分別發表在《中國綠色時報》和《北京晚報》上，以此寄托我對徐老師的仰慕之情，以及對“小木屋”未來的深深關切。

　　后來，徐老師在中國農業大學開過高原生態研討會，在三聯書店舉辦過高原圖片展，我都有幸參加，并記錄下了許多感人的瞬間和難以釋懷的情節。

　　訣別“小木屋”， 78歲的“北漂”依然在漂

　　2006年下半年，我從環保部下面的《環境保護》、《環境教育》雜志輾轉到環保系統內的另一本環保雜志——《綠葉》雜志社。這個時候，正是《生態文明》理論討論最熱烈的時候，《綠色》雜志聯合主辦方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舉辦了一次《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研討會，我邀請了徐老師來參加。只可惜，那次我邀請了徐老師之后，就去了外地采訪一起水污染事件了，所以遺憾沒有見到徐老師。

　　我從外地回來后，聽同事說，那天，徐老師的發言很有精辟，得到入會專家的交口好評。事后，我打電話，對徐老師表示感謝，并約好了時間，我要登門拜望她老人家。這一次，我帶了記者小郭前往，時間已是仲秋的2006年11月。

　　在北京馬甸橋附近的一個小區內，我們找到了徐老師租住地——這是為了照顧在這附近上學的孫子而租下的。

　　這次，我了解到，在近兩年中，靈山“小木屋”向外爭取資金和資源支持的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難，為了維持“小木屋”的生計，徐老師已經賣掉了自己的汽車，靠擠公交奔走于各個部門和領導之間，這一切只為給“小木屋”找到一個合適的歸宿：一方面要保持“小木屋”的原生態，保持“小木屋”作為環境教育基地的本色；一方面為“小木屋”工作的三位當地農民找到一個合適的安排地——十年前，他們把自己的土地奉獻出來建設生態教育基地，并一直默默地、盡心盡力為“小木屋”服務，他們理應得到更好的歸宿。

　　這一次，隨行的小郭向徐老師問到目前的生活狀況時。老人笑談，現在，她們還沒有固定的住處，所以租了現在這個普通的兩室一廳。房屋布置得極為簡單，幾乎沒有怎么裝修，簡單的家具已經陳舊不堪。徐老師笑著說：“我這個人傻乎乎的，當時引進人才的時候，我說戶口問題沒關系，所以現在我的戶口還在南京。我大概是全北京年齡最大的‘北漂’吧？”

　　徐老師的老伴范老師一直身體不好，需要照顧；孫子在附近上中學，也需要照顧——晚年的徐老師卻還要承擔著一個中年家庭主婦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但徐老師這樣的選擇，無怨無悔。當年辭別家人，背起行囊踏上雪域高原的18年，她只覺得虧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這次采訪內容，發表在2006年最后一期《綠葉》雜志上，我也結束了在《綠葉》的短暫工作生涯，去《記者觀察》開始了新的文化之旅。2007年初，還和徐老師偶有聯系，后來因電話變更，直到現在都沒有和徐老師聯系了。但是，這些都不是理由，因為在我們周圍還有很多相互認識的朋友，在這沒聯系期間，仍能間接地得知徐老師的一些情況，仍然得知，徐老師為“小木屋”的未來仍在傷神。這期間，我也想找來電話問候徐老師，但一直都沒付諸行動。

　　直到這一次徐老師親自打來電話問候我，使我愈發慚愧。我得知她老人家還住在原來租住的地方后，于傍晚十分拜會了徐老師。

　　兩年之后再見，徐老師老了許多，但精神矍鑠，只是范老師的身體狀況愈發不好。徐老師說：“我除了有點小病小痛，沒其他的問題，只是范老師身體情況不太好……”徐老師眼神里明顯流露去對老伴的擔憂。

　　我問起靈山“小木屋”的情況。老人長嘆一口氣，無奈地說：“剛剛處理完，可惜了這么大的一塊‘餡餅’……”。“那對您怎么個交待啊？”我關切的問，對一個近80高齡的老人，未來的生活過得祥和是我最大的期許。老人淡淡地說：“給我一個名譽所長的頭銜，一個月5000元的工資，就這些了……

　　我有些釋然。“小木屋”已經有了新的開始，它的未來與曾經創造它的主人，將不再有什么關系了……對于“小木屋”，眼前的這位老人不再想說什么，而對于生態文化研究，老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為“傳承生態文化精髓，構建生態文明社會”而努力。她說：“我正在著手古典詩詞與生態文化方面的研究，希望從這些流傳下來的古典詩詞中尋求到生態文化的發源及發展軌跡……”

　　徐老師拿出了為我們準備的賀年卡——這樣的一張賀年卡，印證這這位老人2008年的生命足跡和難忘瞬間：這年冬天，老人回到自己學習、工作過的南京林學院，在于自己有半個世紀師生情懷的鄧萬鈞教授塑像前久久凝望、瞻仰……這一年冬天，再次前往上海華東醫院，看望病榻前的科學知己黃宗英姐……這一年仲秋，老人再上靈山“小木屋”，與那里的一草一木依依惜別……借用老人賀卡上的一句話：“個人在與全民的同喜同悲中度過了77個春秋，堪以告慰的是：雖經歷了‘多事’（實為‘多病’）之秋，但耕耘了13載的第二座‘小木屋’讓賢謝幕，隱退市林，歷訪老友知己，寄情晨昏夕陽，身心輕快地步入第七十八屆春光里！”

　　徐老師內心之感盡在字里行間，祝福老人家一如自己所言“身心輕快地步入第七十八屆春光里！”

　　徐鳳翔，一位一生都在路上行進的老人，一位仍漂在理想之旅中的老人，給了我太多的震撼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