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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興：不能錯失二次城市化轉型良機
第二次城市化轉型就是從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城市化轉向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化 “如果說改革開發前三十年我們成功地實行了GDP掛帥，大部分‘胡蘿卜’(指考核與激勵)給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們大量的‘胡蘿卜’應該圍繞著節能減排、圍繞著生態文明。” 在仇保興看來，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進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轉型，這種轉型從目的上來說，就是從追求經濟效益的城市化轉變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從規劃建設模式上則要求對自然生態干擾最小，他為這種路徑取了個與新型工業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鎮化。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這位有著豐富基層工作經歷的住建部副部長，對于城市化轉型的現實困境沒有掩飾自己的憂慮，但他同時也充滿期待：“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在中國正當時。” 我國絕無本錢走美國式郊區化之路 《瞭望》：在你看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問題？ 仇保興：我國的城鎮化前一段還是比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戰。 第一是機動化的挑戰。城市內部將會更加擁擠，而郊區則出現了一些大規模的居住組團。這與英國上世紀初出現的城市郊區大型居住區類似。但這種將居住區與工作區分開的布局會造成大量問題，包括交通能耗將會很高：白天居住區一片蕭條，到了晚上工業區則變成了“鬼城”。這些問題在我國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國有些專家居然提出“我國發展進入郊區化階段”的觀點。實際上，我國絕對沒有“本錢”走美國式的郊區化之路，郊區化對于中國而言是沒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每由農村向城市遷入一個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為我國大部分農村還處在傳統耕作方式和循環經濟中。我國的農業還不是化學農業和能源農業，還屬于勞力農業。農民進城后，住宅要供熱、出門要坐車、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將大大增加，這成為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國能源結構也面臨很大約束，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把溫室氣體排放減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氣代替煤，而產生同樣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氣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礎上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國的能源結構特征是缺氣少油富煤。所以，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后馬上就面臨石油依賴的問題。我國從1993年對石油進口的零依賴，到今天近60%的石油來自進口，這種快速轉換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第三是水資源危機。我國人均2200立方米，與聯合國的貧水線標準相當，而且水資源分布十分不均勻。我國西南的人口約占全國五分之一，卻擁有全國60%的水資源；華北地區人口占全國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資源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資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國的水污染情況嚴重，資源性缺水與水質性缺水同時存在，而且水質性缺水更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臨的水危機，會直接妨害我國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梢哉f，水危機與能源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同樣嚴重。 第四是耕地問題。我國城市的空間分布與優質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國城市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地區，60%以上的中西部流動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東一年可以種一季半或者兩季糧食；再往南的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一年可以種植兩到三季糧食，這些地區一畝耕地的糧食產出相當于黑龍江或西北的三畝耕地。但是我國的城市密集區主要分布在這些地區。所以，我國城市的擴張與土地資源或糧食生產能力保護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戰略耕地資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進程現在也很快。另外，我國在耕地保護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特別危險的傾向。 需要警惕的兩大傾向 《瞭望》：特別危險的傾向指什么？ 仇保興：設立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護耕地，促進地方節約用地，開發建設少占或不占耕地，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但在某些地方具體執行過程中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就是虛假的占補平衡。 現在的原則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補多少，但補的耕地基本都是通過山上開荒來實現。而開荒就把山上的樹都砍了，來改造成補償用的耕地，這種做法是十分危險的，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態環境破壞。許多山區的淺薄的土層一旦失去植被保護造成流失，幾百年都難以恢復，而且這樣補充的耕地與被占用的耕地在質量上有本質的差別。但很多地方為了多用地，拼湊占補平衡仍在這樣做，這樣既欺騙了大自然又欺騙自己，是很荒唐的行為，是雙重的犯罪。 另一個危險傾向是盲目把小村莊合并成大村莊。這種模式在歐洲有過教訓。二戰以后，歐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農莊，但是效果都不好。歐洲在總結這種做法后，指出村莊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莊都是歷史形成的，一個村莊的布局與農村的經濟循環緊密相扣，農民的生產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邊的土地上循環利用。一旦把小村莊集中起來，就阻斷了人與土地之間的循環，而一旦不循環之后生態環境的代價就會很高，農民務農的成本也會隨之升高，就會出現“騎著摩托車挑糞便”的現象。 城市現在在推行循環經濟，但是作為循環經濟典型的農村卻在“開倒車”。某國家部委領導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熱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補平衡，搞來搞去就是看中了農民的地，把農民的地換出來增加地方收入，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們國家怕的就是數字大躍進，許多人喜歡玩數字游戲。占補平衡怎么來的？耕地增加的數字怎么來的？造林的數字怎么來的？還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數字怎么來的？都難以經得起刨根問底。 我曾當過農民，較了解農民的生活。農民的生活中生產的空間、生態的空間、生活的空間三者是重合的，這是與城市本質的區別。這種重合是低成本的、循環的、合理的、可持續的。 浙江省的新農村建設沒有陷入這類陷阱，那里的新農村改造尊重村莊原來的布局，沒有搞大拆大建大合并。政府通過以獎代補來補貼農民自身做不了的事情，為老百姓做好事。比如有的村子要修路，有的要完善電網，有的要建設污水處理設施，這些事情做好了財政就給予獎勵。這種做法沒有對原有村莊布局大并大撤，完全是遵循自然的，同時又改善了農村環境。這樣的新農村農民的“農家樂”對城里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農民的收入也因此年年翻番。城里人周末攜家帶口去農村，認識農村、感受農村，周日回城時順便從農民那里購買一周的新鮮蔬菜。這種模式國外早有預言，“城市化的過程，必然存在一個鄉村的旅游化過程�！� 上述錯誤傾向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領導受改造山河、大興土木的封建糟粕文化的影響不遵循農村生產生活的客觀規律。有幾位建設系統的干部寫了本書讓我寫序，書名叫做《再造鄉村面貌》，副標題叫做《如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被我狠狠批了一頓。這本書的內容還是紅衛兵思維：好大喜功，想畢其功于一役，想改天換地，想人定勝天、挑戰自然。農村與城市都反映出來這樣的問題，但是城里的土地因為拆遷條例的修改難以征用了，征地拆遷成本太高，一些地方就開始打農村土地的主意。事實證明：城市與農村應協調互補發展，不能用城市的眼光、工業的辦法來改造農村。 遵循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路徑 《瞭望》：那么，在未來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建設應當遵循一條什么樣的路徑？ 仇保興：就是一條，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路徑。城市是人類最大的構筑物。人類所有的想象力都通過城市表達出來了，人類的雄心壯志、構思、夢想都在城市中得以實現，同時城市又是對自然干擾最大的人工產物。城市消耗了全球85%的能源和資源，產生了同等數量的廢氣廢渣廢料廢水。所以城市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戰場。 2000年，世界建筑師大會在北京召開。當時吳良鏞先生起草了作為人類城市化過程中“三大憲章”之一的《北京憲章》(另兩個為1933年的《雅典憲章》與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北京憲章》文稿中有幅漫畫：城市像一個魔鬼，張著鯊魚般的利齒，吞食著田野風光、森林，拉出黑煙滾滾的工廠與貧民窟。 既然城市是對大自然干擾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的發展模式就必須轉變為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模式，這種模式就是生態城市。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有許多定義，但其最核心的就是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發展模式。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中期，避免美國式的城市發展錯誤還為時不晚，城市與建筑還能夠采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模式。如果將已建成的城市改造成生態城市會有困難的話，在新城或衛星城建設之初按照生態城市的標準去做，就會容易很多。 所以，生態城市是系統地降低城市對自然生態系統干擾的發展模式。具體而言可通過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基礎設施、綠色小區、綠色產業等，共同構建成生態城市。所以說生態城市發展在中國正當其時。 從時機上來看，我國采取生態城市的發展模式還來得及，但在中國實踐起來并不容易。我國地形非常復雜，氣候條件差異大，不同地方的生態城市都應該因地制宜，像綠色建筑一樣應具有當地氣候適應性，需要立足于當地實際，這就要求生態城市的模式是多樣化的。生態城市的建設，不能一窩蜂上，不能搞一刀切的標準。 新型城市發展路徑的探索，需要從上到下，自下而上地互動。我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可以說走了一條經濟高效化的道路，地方政府之間開展的改革開放競爭促進了經濟的高效化，深圳就是這一階段的典范。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對了，經濟就上去了。 當前，我國需要促進生態城市建設、低碳經濟方面的競爭。現在有些地方為了完成減排目標，采取拉閘限電的簡單做法。但節能減排長期目標的實現，不能靠拉閘限電，而是要真正實現產業的低能耗、經濟的循環化、城市的生態化，需要推動在這些方面的良性競爭。這種競爭不僅能提高我國的經濟質量，而且會成倍地提高經濟效益。通過利用低碳技術，使生產力和內需潛力更大限度地發揮出來。“綠色是金”，低碳技術將會促使傳統制造業繼續向前發展。據統計，日本在上世紀環境革命之中伴隨著技術革命，日本新增的GDP中60%是由于環境革命帶來的技術革命所產生，所以低碳本身就是促進生產力持續增長的一種良性動力來源。 《瞭望》：我國生態城建設的總體情況如何？ 仇保興：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是綠色建筑。我國的綠色建筑已經走上了一條健康的發展道路。我國對生態城市評選的要求非常嚴格，對申報的生態城示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派專家去全面了解情況，如果地形生態條件、地方領導對生態城建設的把握能力、城市規劃等方面都較好，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就會與地方簽訂框架合作協議，授予生態城示范稱號，指導和支持地方建設生態城。從生態城規劃入手，再建立綜合的監測機制來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上設立一套生態城市的評價標準。按此標準對全國數十個生態城示范點進行評比，既有客觀評價，也有相互比較。在客觀評價方面，不論示范城市所在區域都要分級，按級別實施不同的標準。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應用比例方面，一開始可以是10%，再增加到20%，再到30%，這樣就可以讓這些城市朝著更高、更生態的目標一步步前進。這個評價和建設過程是完全可計量、可檢測、可控的。 現在我國的生態城市有幾種：一種是新建的衛星城，把它列為生態城市，比如天津生態城、曹妃甸生態城、無錫生態城、株洲生態城、上海奉賢生態城、以及深圳的光明新區、坪山新區等都作為第一批的生態城示范點。這一類生態城全國目前有十幾個。 第二類是既有城市改造成生態城。這方面我國已經有了一系列的標準，比如說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水的循環利用，綠色交通，綠色建筑，低碳產業，可再生能源應用等，逐步改造進化成為生態城。 第三類是災后重建的生態城。比如北川、玉樹的災后重建規劃強調這些城市要建設成生態城市。 對于上述三類模式，我國建立三個標準體系來指導規劃建設。生態城規劃建設在我國開局良好，沒有出現混亂。 我國已經出臺了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市的鼓勵政策。對每個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城市，中央財政給予5000萬元到8000萬元的補助。這個“胡蘿卜”對促進生態城市建設很管用。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和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市評選都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在實施過程中還會有嚴格評審，如果達不到要求就要扣分，不達標者要取消其稱號。這是一個綜合的標準體系，不是僅單項達標就可。 不能錯失二次轉型良機 《瞭望》：你曾提到，城市發展要人性化，要有清晰的文脈，怎樣理解其具體內涵？ 仇保興：這就是第二次城市轉型追求的目標。第一次城市轉型是建立促進工業化的城市體系。第二次轉型就是由為經濟發展的城市轉變為使生活更美好來建設城市，即建設人性化的城市。 歷史經常給我們很奇妙的感覺。以美國為例，在城市化的中期，從1893年芝加哥舉辦世博會開始，美國發起了從污染嚴重的工業化轉向注重生態與城市環境的城市美化運動。芝加哥抓住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機遇，把自己從一個高污染重工業城市轉變成一個“夢幻”之城，以第三產業發展優先，漂亮地完成了城市轉型。在此之后，城市美化運動在整個美國推行。 中國在城市化中期也正好遇上世博會，而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恰恰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會一個主要的努力方向，在低碳實踐區得到體現。歷史雖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卻有著驚人的巧合。這次世博會就是一個機遇，給我們帶來了城市化發展階段中新的啟示。如果不抓緊行動或者思路混亂，都可能使我們錯失這次城市第二次轉型的良機。所以第二次轉型就是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城市化轉向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化，我為之取了個與“新型工業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鎮化”。 《瞭望》：你對天津國際生態城市論壇有什么樣的期待？ 仇保興：如果說上海的世博會是在一百多天的時間里向世人展示一個低碳實踐區，集中展示了目前世界上最佳的低碳建筑群及生活方式，那么我國的生態城就是一個永久性的低碳生態實踐區。新型城鎮化需要有一些先鋒樣板，可供專家定期來學習和實踐。我們希望在上海世博會結束之后能有一個永久性的、能不斷改進、不斷創新的生態城樣板，這個樣板就是天津生態城。 天津生態城的選址體現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高瞻遠矚。對當時新加坡提出在中國合作建設生態城的選址問題，中央領導有幾點考慮：一是要在北方，因為南方已經有了蘇州工業區；二是要在缺水的地方，新加坡的一大亮點就是水循環利用，面對水危機的中國要充分借鑒新加坡的水技術；第三是不能占用耕地，要在非耕地、鹽堿地或荒漠上建設生態城。在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如果能夠成功建設生態城，對其他中國城市應對能源危機、耕地危機與水危機，走生態化發展之路，都具有借鑒和推廣的意義。 美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造就了鳳凰城和拉斯維加斯，這種在沙漠中不占耕地的建城方式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我國應該建設50個鳳凰城。這將為我國城市人口的合理疏導、生產布局的調整、耕地的保護找到一條紓解的渠道。在一片肥沃的耕地上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并不稀奇，但是在寸草不生的鹽堿地上、在缺水的地方建設生態城就非常有借鑒意義，因為這樣的生態城是可移植、可推廣和可復制的。雖然天津生態城的建設條件差一些、建設難度大一些，但是具有極大的學習借鑒和示范意義。所以，天津生態城是一個永不落幕的低碳實踐區。這將是后三十年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記者王仁貴 楊士龍 實習生孫玍)（來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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