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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本報記者盧毅然
　　特約嘉賓劉紅嬰（中國政法大學世界遺產法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第32屆世界遺產大會目前正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作為世界遺產法研究的專家，請談一談您對世界范圍內有關世界遺產和各國文化遺產法律法規建立、演化、完善情況的了解。您對國內有關世界遺產和國家文化遺產法規體系作何評價？

　　劉紅嬰：世界遺產法律體系的建立是一個大命題，簡要講，國際法由上而下，滲透貫穿至各締約國的國內法當中，從而構建其跨越國際法、國內法的完整系統。這個龐大工程當中，僅理念、術語的接軌就非常艱巨。

　　相關法律比較完善的國家中，澳大利亞最具典型性，它的世界遺產立法有系統而連貫的特點。1983年，澳大利亞就有了本國的《世界遺產保護法》，當時它已有5項世界遺產。日本、英國、加拿大也都做得不錯。

　　我國的世界遺產立法呈現了由小而大、由下至上的特點，有世界遺產的各地方制定了地方條例和規章，其中《四川省世界遺產保護條例》最具代表性。國務院的《世界遺產保護條例》和全國人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還在期待中。

　　主持人：一年一度的世界遺產大會的任務只是評選產生新的世界遺產項目嗎？據您所知，它還有哪些重要議程，特別是在“游戲規則”（法規、條約）的完善和執行方面？請介紹一下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在此次大會上差點兒被摘牌一事。

　　劉紅嬰：世界遺產大會的議程繁復，除評出新的一批世界遺產，主要還有：仔細審核現有瀕危世界遺產和準瀕危世界遺產，決定孰出孰進；修訂《執行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準則》，制定新一輪政策；討論締約國年費的分配以及世界遺產基金的分配使用（財務問題的討論往往很冗長）。

　　據最新消息，世界遺產委員會7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世界遺產大會上作出決定，暫時將德國德累斯頓的易北河谷保留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并希望當地政府停止在該地區實施建橋工程。

　　該委員會對在易北河谷修建橋梁表示“遺憾”，并希望當地政府修建地下隧道以取代目前的方案。如果當地政府執意建橋，而且未能按要求恢復受損景觀，該委員會將于２００９年把易北河谷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

　　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是一處著名的文化景觀，在全長１８公里的易北河沿岸，可以看到皮爾尼茨宮等１８到１９世紀的宏偉建筑。易北河谷在２００４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此后不久，當地市政部門就規劃在該河谷建造一座現代氣息十足的橋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該計劃會對河谷風景的整體性造成嚴重影響，并在２００６年將其列入瀕危遺產名單。本次世界遺產大會對其是否保留世界遺產資格進行了評議。

　　主持人：在“5·12”大地震中，青城山—都江堰和大熊貓棲息地等世界遺產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破壞，有關法規條例是否規定了此種情況應如何評估損失、如何恢復重建？國外有沒有這樣的先例？應怎樣正確看待世界遺產“瀕危”？

　　劉紅嬰：四川是世界遺產大省，有5項世界遺產，這次地震均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根據國際法關于世界遺產真實性的嚴格要求，新建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遺產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原來的材料部分完好，可以部分恢復。

　　如果自然災害和人禍（如戰爭）損害了世界遺產，遺產地政府和相關國際組織均可提出要求，將某項世界遺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世界遺產大會按照程序，審查、討論，作出是否列入的決定。列入瀕危可以更鮮明地提醒政府、社會重視其危急性，也可以爭取到更多的保護資金。在《世界遺產概論》一書中，我列舉了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八年瀕危史”的案例,供大家參考。

　　主持人：不出意外的話，中國的兩個項目將順利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但在國內，后面起碼還有幾十個項目排著隊呢！一個國家一年只能評倆（自然、文化遺產各一）是不是太慢了？這對中國這樣的自然、文化遺產豐富的大國是否公平？這樣的規定有沒有修改的可能？

　　劉紅嬰：福建土樓和江西三清山應該問題不大，因為準備得很充分（到7月8日截稿時，兩個項目已于6日、7日先后順利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編者注）。至于現在的政策，我認為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如果今后3年內政策不變，全球世界遺產的總數就會滾動到4位數。數量過多的弊端有三。

　　其一，不是所有進入名錄的世界遺產都能代表《世界遺產公約》所強調的在自然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普遍價值”，從而世界遺產標準所要求的典型性、完整性、真實性、均衡性也打了折扣。比如名錄中喀斯特地貌已經非常多，再拼湊一項或幾項，意義就不大，不符合遺產類型的均衡性、典型性。
　　
　　其二，導致以量取勝，而不是以質服人，不利于真正保護世界遺產。
　　
　　其三，多而不貴，世界遺產有貶值的嫌疑。

　　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也在采取一些新措施。去年將保護不利的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護區從名錄中除名，這是動了真格的了。從名錄規模上看，就不會只增不減。更重要的是，有警示作用。

　　主持人：有些世界遺產待選項目在申報前期被“打招呼”避談“旅游”。大家都明白“保護第一”的重要性，但一些地方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官員和老百姓還是希望“申遺”能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世界遺產的“游戲規則”如何看待和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問題？國外有沒有做得比較好的例子？

　　劉紅嬰：世界遺產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不諳國際法規則，理解就有可能走樣。旅游從來就不是世界遺產拒絕的東西，而是世界遺產研究必然包含的內容。

　　旅游是特殊的保護之道，國際法倡導負責任的旅游，在世界遺產旅游中得到教育，領會世界遺產的精神實質。當然，有些遺產地的旅游壓力是一個難題。國外的通行做法是，規定單位人流量，旅游者預約排隊。有時，可能要排一兩年的隊。這非常文明。

　　主持人：您所著的《世界遺產精神》等書可以說為國人打開了一扇觀照世界遺產和人類文明的全新窗口。您能給沒有拜讀過您的著作的讀者闡述一下什么是“世界遺產精神”嗎？

　　劉紅嬰：一言以蔽之，世界遺產精神就是通過全球性的世界遺產事業闡發人與自然和諧的大主題。為了人類的集體命運，就需保有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文化尊重的社會環境，世界遺產事業倡導的就是這樣的價值取向。

　　世界遺產事務在全球運行30余年來，將一種不同以往的理念和價值觀帶給了全世界。一年一度的世界遺產大會，呈現給人們愈來愈豐富的名錄、理念及原則。世界遺產是地球家園和人類文明的禮贊，其中有任我們審美的自然美景，有人類創造的文化杰作。將世界遺產作為當今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現人類主體價值觀的精神盛宴，傳達和強調著主流和健康的聲音。自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全球戰略”（Global Strategy）以來，世界遺產的法律框架更加穩固。全球戰略是執行《世界遺產公約》的基本框架及方法，它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Outs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世界遺產的種類確定；世界遺產所在的區域。全球戰略的目標在于保障《世界遺產名錄》盡最大可能地體現均衡性和典型性。

　　就整體精神而言，世界遺產作為全人類的共同遺產，具有公約所強調的“突出的普遍價值”。盡管所有的遺產項目本身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特性，而當它們成為世界遺產后，就有了共同的大屬性。它們都是世界遺產，都在為闡發全球性主題，為實現和平目標，為保障人權、文化尊重和持續發展，進行著充分的“表達”，所有的遺產作為具象符號匯聚成為強音。并且，世界遺產事務對于外交、新聞、教育等領域的擴展，對于學術知識的融匯，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以及和諧世界的構建，都具有顯著的價值。

　　人物鏈接

　　劉紅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世界遺產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文版專家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學與遺產國際論壇”教授會員。承擔多項關于世界遺產法律保護的政府項目及海外合作項目，有《世界遺產概論》、《世界遺產精神》、《世界遺產法》等系列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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