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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擁有世界遺產的多寡，反映了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曾經貢獻出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講，讓散落在中國的每一處世界遺產都能延年益壽，是政府和每一個公民為人類所承擔的使命

　　“五十萬歲的‘北京人’將有新家了。新館的奠基儀式已經舉行，它的面積會是老館的8倍，現在遺址內的建筑要拆掉，從而把周口店恢復成一個真正的古人類遺址。”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是中國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遺址博物館館長楊海峰說，“當年成為世界遺產時，周口店都沒有像樣的保護規劃，這些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建立緩沖區呀、進行日常監測呀，周口店的保護也隨之越來越規范。2006年通過的《周口店遺址保護規劃》，重新規劃了遺址范圍，劃定了8公里的緩沖區。2007年，周口店開始對遺址本體及周圍的大氣、溫度、濕度進行日常的監測，《周口店遺址保護管理辦法》也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現有的污染環境的工礦企業必須退出，以后也不得新建會產生污染的工礦企業，即使是考古發掘活動也必須報國家文物行政部門批準。”

　　5月19日至20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工作會議，敦煌莫高窟、蘇州古典園林、頤和園、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等世界遺產地的代表介紹了他們開展的遺產地日常監測工作情況。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告訴記者，世界遺產委員會早在1994年就確定了世界遺產監測制度，監測的內容包括對各個世界遺產地的保護狀況定期進行專業檢查、審議和評估，執行反應性監測等。今年正好是六年一度的監測期，中國2006年以前的世界遺產都得提交保護報告，這也是各個遺產地自我總結與回顧的契機。

　　“不是沒有列入瀕危名錄、沒有被除名就說明我們的世界遺產保護得有多好”

　　經過短短20多年的發展，我國目前共有38項世界遺產，其中27項文化遺產、7項自然遺產、4項自然和文化雙遺產，世界遺產擁有量居世界第三。

　　“中國的世界遺產目前還沒有一項列入瀕危名錄，也沒有被除名的危險，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們的世界遺產保護得有多好，中國人好面子、護犢子，傳統上認為家丑不可外揚，所以一般情況下，事情不會發展到被除名的地步，但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依然很多。”關強說。

　　1994年得到我國政府同意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委派專家小組來中國，對我國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萬里長城、北京故宮、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秦始皇兵馬俑、敦煌莫高窟等五項世界遺產進行了實地監測考察，以后又不斷地對我國新的遺產項目進行監測，經過多次的專業考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我國遺產項目的保護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2006年，文化部頒布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中國開始對世界文化遺產和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文物保護項目實行監測巡視制度，因保護不善，致使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脅的世界文化遺產，將由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警示名單》予以公布。同年12月，國家文物局頒布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巡視管理辦法》，明確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監測程序、職責和內容，規范了監測行為。

　　在2007年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麗江古城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和詢問，專家質疑麗江是否足以應對社會發展和過度開發的壓力。

　　麗江199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后名滿天下，10年間，麗江古城的納西族居民從原來的4萬人左右減少到幾千人，大多數人搬離了古城，代之的是成千上萬的游客。許多商業街區店鋪的主人說話的口音都是外地的，一到晚上滿街的紅燈籠和酒吧也令人如處鬧市。

　　什么樣的遺產會被列入瀕危名錄？一是破壞了遺產自身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二是遺產及周邊環境的整體性受到破壞。遺產地外圍歷史環境所面臨的現代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挑戰，在國際上具有普遍性。在我國的不少世界遺產地，為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興建了許多新建筑而導致遺產周圍過度商業化；有的在遺產地周邊實施掠奪性開發、破壞性建設；有的緊鄰景區建星級賓館、飯店、修纜車、索道等現代設施，這些情況，都嚴重破壞了遺產的整體性。

　　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國家級、省級和遺產地三級的監測體系。尤其是國家文物局進行的主動監測和反應性監測越來越多。比如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的大同云岡石窟，一直深受空氣污染、酸雨、煤灰、居民生活的排放物的影響，2009年大同市耗資5.6億元對景區周邊環境進行綜合治理，然而人工湖、仿古商業一條街、窟前道路和廣場等項目均在云岡石窟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而且未依法履行審批程序，對遺產真實性造成很大的損害，國家文物局多次派調查組赴大同督察，多次約見大同市相關領導，還與文物專家一起召開調查處理專題會議，促成問題的解決。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申遺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而不是唯一的選擇

　　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各地出現了一股申遺熱，但事實上進入世界遺產的通道越來越窄。

　　世界遺產委員會于2001年底作出決定：全世界每年入選項目總數為30個，每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處入選。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屆蘇州世界遺產委員會上，又調整為一國一年可以申報兩項世界遺產（但至少一項是自然遺產），提名總數也增至45。在第三十三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共有30個國家申報了30項世界遺產候選項目，只有14個國家申報的13個項目最終被列入到世界遺產名錄。為了擠入世界遺產名單，前些年流行的捆綁申遺、聯合申遺也頻頻受挫。國家文物局于2006年12月15日公布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由原來的60多項瘦身到35個，現在還有32個正在排隊等待，即使順利的話，也要排到本世紀中葉了。

　　關強坦言，中國疆域遼闊，文化、自然遺產極為豐富，可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遠不止目前的38處。目前預備名單中的項目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預備名單其實也是一種監測，一處遺產一旦進入預備名單，必須按照世界遺產委員會制訂的標準進行籌備。這種籌備包括對遺產本體及其周邊環境進行修繕、整治，建立相關機構，編制總體規劃；闡明突出的核心價值等等。

　　文化線路是目前申遺的熱點，但中國這部分遺產的整體保護狀況不容樂觀。以大運河為例，首先是家底不清，經歷了長時間變遷，許多遺產消失了。其次是保護體制不完善。大運河作為目前還在發揮作用的航道，一直由各地水運部門或交通部門分段管理。人們只注意“黃金水道”貨運量的增長與否，很少去關心運河文化的保存。文物部門大多未能主動介入對大運河文化遺存的監控。三是亂開發嚴重。大運河一些沿岸城市以運河為品牌開發房地產、拆毀原先的風貌，極大地破壞了運河的歷史文化符號。所以大運河進入預備名單，意味著保護提速，必須盡快立法、編制保護規劃才有可能在2014年順利申遺。

　　五臺山去年6月成為了世界遺產，五臺山管理局副局長鄭炳秀親歷了那個瞬間，他說，今年五臺山由于氣溫低，雨雪天氣多，旅游至今也并未升溫，一個月也維持10萬人的流量，而在2006年決定申遺之前，曾有過一個黃金周就幾十萬人的情況。“中國的世界遺產中有一半以上位于風景區內，旅游開發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以前申遺成功帶來的最直接、最明顯的變化，莫過于經濟利益，但現在這更是一種約束，急功近利的開發正在讓位于可持續發展。現在考慮賺多少錢的事有點兒早，一個品牌的建設是長遠的事情。”

　　申遺之前五臺山進行了第一期的拆遷，現在相關的一些賠償還未完成。前不久，按照整體的保護規劃，五臺山進行了核心區外圍的第二期的拆遷整治。而且按照相關的要求，管理局也在核心區設立了監測系統，對游客量、大氣污染等指標實行日常監測。

　　申遺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而不是唯一的選擇，畢竟對于中國，世界遺產已經從過去的榮耀變成更多的責任。

　　“除名是一種懲罰機制，但這種懲罰對于遺產本身，近乎毫無幫助”

　　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世界遺產第三大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正在步入后遺產時代，由過去的重申報向重管理過渡。

　　對于世界遺產，國外談得較多的是保護，不談或者很少談利用，而在中國的經驗里，是不僅要保護，還要利用。所謂“充分保護適度利用”，只不過真的要做到這一點太難了。

　　目前在中國，世界遺產沒有一個統一的世界遺產管理部門，比如故宮屬于國家管理，而頤和園屬于北京市管理，曲阜的“三孔”由山東濟寧曲阜管理。各級地方政府一方面對世界遺產起著監督職能，一方面又可能直接參與到對世界遺產的經營和使用，監督者和使用受益者的角色重疊，破壞了游戲規則中的制衡性，導致一些遺產地的管理水平十分低下。近些年發生的曲阜孔廟梁架彩繪被水沖洗、湖北武當山遇真宮主殿被焚毀等事件都暴露了管理體制的弊端。

　　關強認為在現行體制一時不能改變的情況下，應該加強立法，對于世界遺產沒有專門的立法就談不上真正的保護。“列入警示名單甚至除名無疑是一種懲罰機制，但這種懲罰對于遺產本身，近乎毫無幫助。遺產是不可再生的，遺產除名，受害的是遺產本身，傷害遺產的人卻仍然逍遙法外。而且除名之后，世界遺產地的處境將更令人擔憂。”

　　世界遺產有一個標志，外邊一個圓形，中間一個菱形，外邊那個圓形象征著大自然，或者說自然的造化，中間那個菱形標志著人類的創造，兩個圖形結合在一起，就象征著人和自然的一種完美的結合。一個國家擁有世界遺產的多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曾經貢獻出的智慧，而每一處世界遺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價值。

　　記得有一位西方學者曾經羨慕地說，“我們有的，你們遲早會有；而你們所擁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從這個意義上講，讓散落在中國的每一處世界遺產都能延年益壽，是政府和每一個公民為人類所承擔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