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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建筑學的相互性和文化性

[日期：2007-10-12] 來源：《新建筑》2001(5) 作者：發表評論(0)打印

摘　要：通過對近年來在西方讀者中盛行的景觀建筑學的論文片斷的分析,揭示出這些論文是如何掩飾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指出目前景觀建筑學的發展已經使它與中國文化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有了更好的結合點,并表明對理論的反思和寫作可以為激活景觀建筑學的跨文化交流服務。
關鍵字：景觀建筑學；跨文化交流；中國特色觀念；二元性思維；陰陽兩極論；文化的相互性

　　前言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景觀建筑學以一種規范化了的知識形式以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為活動中心向外傳播著。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不同的環境中，出現過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疊的景觀建筑學。這些建筑學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識別標志。有時候是通過國家與地域的標志來識別，有時候是通過語言的使用范圍來識別，還有時候是通過文化背景來識別。在一個特定的職業范圍包括從業人員和學者　這些識別標志與民族的、國際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緊密相聯。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國和那些以漢語為母語的國家和地區一直處于一個與景觀建筑學盛行的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環境中。近幾年，隨著中國的學生和專業人員與西方學術機構的接觸逐漸增多，出現了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當中國源源不斷從西方引入設計理念和手法的時候，中國究竟能承受多少外來文化的交流？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越來越迫切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到處充斥著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臨的文化輸入和實質性問題卻被陳詞濫調所掩蓋。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和亞太地區成了高速發展的焦點，而我們又該構思一個怎樣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腳本呢？第二，教育機構、大專院校及其特定的實踐已經在敏感而強有力的跨文化接觸的期盼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這些引入景觀建筑學理念的機構，怎樣才能引導我們從單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這篇文章將嘗試著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機構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所要做的分析與其說是說明性的，不如說是探索性的；它將試圖喚起文化在期望與觀點中轉換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盎謴途坝^作為一個批評性的實踐”在這里有三個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文化界horions，因為它在展示趨同主義特色的時候，使鄉土觀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與合法化。②通過挖掘景觀或文化在當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們或使它們重新具有生命力，以達到修復一定形式的景觀或文化的目的這里主要指中國的景觀文化。③解釋為什么恢復景觀會涉及“恢復理論”，這種理論由于各種原因被繁忙的從業者和迷惑的學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觀建筑學的發展已經使它與中國文化比在20世紀的任何時間里都更容易結合起來探討，論證的方法是以事實為例證的，并具有選擇性，將主要針對近一段時間里在西方讀者中盛行的關于景觀建筑學的論文的片斷進行分析，并揭示他們的論文是怎樣掩蓋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論或批判他們，而主要是引用這些作者的觀點。筆者主要的興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現的時空穿梭性shuttling，不會停留在深度的批評上。不管怎樣，希望穿梭不僅能使我們感覺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時也提醒我們個人的觀點是有限的。

　　在開始論述之前，先排除三個不恰當的假設。第一，對文化的興趣不在于靜止的內容，而在于其動態的變化過程。跨文化交流的過程是這樣的：研究景觀建筑學的人們努力應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變化中不斷跟進，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可能會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場景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人們可以主題化或地方化“中國”或“非西方”的范圍內，跨文化對話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場景：一個人在討論中國園林、中國的社區中心、中國大使館或中國城。甚至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作者表面上談論的并非中國問題也可能引起爭論，最后導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異并不是導致不相關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環境、文化背景和先入為主上的不同使我們在正視相關性和可刺激發現的相互性啟發上變得困難起來。

　　一　景觀過程，觸覺和（詩歌化）語言

　　在純視覺的領域理解景觀的語言，近些年招致了許多的批評。在一篇名為“景觀里的建筑學：面向統一的視覺”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許多建筑師甚至景觀建筑師都堅持這樣理解景觀建筑：反對有活力的創作過程，而僅僅把景觀作為現有建筑物視覺上的設置，只考慮景觀中山、樹和花的形狀和顏色，而不考慮使景觀有活力的過程。”在另一篇同主題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納提出在設計景觀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應該把物質的觸覺性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因為強調觸覺將幫助我們避免“將景觀降至風景或視覺背景來處理的設計沖動。對景觀視覺上的觀察傾向于把主觀物體客觀化和距離化，與之相反，觸覺卻能吸引、拉近人們對環境的體驗，并使這種體驗得到升華。觸覺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間的緊密聯系反饋給我們：樹木的溫暖性與金屬的寒冷性，濕潤葉子的芳香與潮濕空氣的清香，火山巖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對把景觀作為視覺設置這種觀念的批判可以為討論中國園林清除障礙，因為中國園林經常被不正確地理解為帶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戶外空間和亭蓋下under cover的空間。這種整體性的理解在20世紀變得很晦澀，在西方的影響下，現在中國對園林的學習已經被兩種主要觀點所支配。一種觀點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學者中，強調的是園林建筑方面的學習；另一種觀點則堅持對園藝的考慮是最重要的，并被園林院校的學者所倡導。斯伯恩提出的關于景觀和建筑視覺上的統一性觀點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觀和建筑一分為二的觀點，而這種一分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國的傳統觀點。斯伯恩堅持使景觀有活力的模式也幫助中國園林恢復了現代感temporality，而這種現代感長期以來被引入的強調靜態空間和空寂depopulated畫面的現代主義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納對觸覺的強調則有助于恢復和體驗園林的尺度感。這種尺度感在中國園林的作品中占主導地位，但在本世紀卻被大多數展示風景圖片的中國園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們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國傳統的景觀的觀念是怎樣喚起對斯伯恩和科納的論文的新一輪的反思的。例如，我們可以把斯伯恩關于“過程”的論點和中國“特色”的觀點作比較�！爸袊厣钡恼f法最初是在對中國軍事政策和政治的討論中被提出來的，但逐漸也用于書法、景觀、繪畫和歷史領域中。這種說法在動態和靜態的觀點中動蕩：即在任何一個給定的結構體系中，未伸展開的事物都有一個內在的特性。例如，水從一個曾經阻擋它的墻壁中噴涌而出，摧毀周圍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會對一定距離產生致命的影響；一個技藝高超的將軍通過研究一些戰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離里，能夠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現代景觀建筑學的學生將會認識到中國傳統觀念和科納的關于“場地設計”的討論之間產生的反響）這種特性由張力所控制（類似于水被墻擋住所產生的張力和弓弩被拉至極限所產生的張力）。這種張力的感覺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統一性視覺”進行對照，在這種“統一性視覺”的觀點中存在著和平共處性和基本適應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頂和屋頂上的桉樹雨篷之間，也可存在于傾瀉的雨水和滿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間。

　　二　思考從斯伯恩的論文中摘抄的段落

　　“景觀是最原始的居所……這種建筑起源于遮風擋雨和躲避野獸的庇護所。建筑是一個強有力的適應性工具，但它現在已經變成了令我們疏遠自然的器械。絕大多數現代建筑，窗子密封，重點強調立面而忽視景觀，把我們從生活的親密狀態、從自然、從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離出來。我們改變地球的力量使我們產生了幻覺，仿佛我們已經控制了自然，我們正在某種程度上擺脫對自然的依賴。作為一種物種生存，我們現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適應自然。對我們生存年齡的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將決定我們作為物種的生存能力。我們最終必須適應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建筑、景觀和居所�！�

　　讀者會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現的亞里士多德的關于方法和目標的說法所打動。事實上，關于特色的對話從來都沒有使方法和目標之間的聯系變得明確起來，卻一直被認為是進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著。那種可能表達方法和目標之間聯系的敏銳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討論中顯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經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詩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觀視覺上的統一論被著名的職業設計師在作品中加以體現；這依然是對人類中介機構的獎勵，并給人類的主觀性留有很大空間。與之對比，中國對于特色的強調導致了這樣一種觀點：效率不依賴于個體的人類價值。我做以上對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決或者表露傾向，而是表明：現在景觀建筑學論文中的基本觀點可以和中國所關注的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并給大家這樣一種感覺，即進行跨文化的對話是可行的。

　　以下事實可認為是更高層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鳴：在景觀建筑學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為他開創了以詩歌引起人們對藝術關注的先河。斯伯恩對詩歌的興趣不在于詩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在價值和感覺傳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種基本的方式喚起景觀建筑界對當前所面臨的困境的關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傳遞感情、表達感覺的詞匯和公式，隨著時間的發展，變成了僅僅是聽起來還比較舒服的陳詞濫調。在傳統的對中國園林的討論中，富有文學幻想的詩歌般的語言被普遍運用著，它強調具體和細節，避免抽象和理論。在17世紀關于中國園林的專著中，《園冶》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評論中，我嘗試著指出該書中存在著的思維萎縮，使得陳腐的重復形式和不勝枚舉的事實停留在了直接表達資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紀80年代，作為新一輪的學術浪潮，中國出現了許多關于《園冶》的學術論文。在這個學術浪潮中存在著這樣的趨勢：把關注的焦點集中于《園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過重復討論原文的初始結構，來評定它們的重要性。過了一段時間，又出現了新的趨勢，即關注喚起曲折構思和意識的內容。

　　當我們回顧過去20多年來對景觀建筑學中存在的生態和過程的討論時，我們不禁會產生疑問：現在所流行的關于物種和棲息地的陳腐的說法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減少新觀點出現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將大眾修辭學和某些人，諸如格雷·斯奈德的詩歌作品進行對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語法和措詞暗示了我們和土地之間那種新型的親密而又自然的關系。在他的詩“For All”中，有一個新穎的對句和科納關于觸覺的強調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閃著微光，沙沙做響／石頭在腳下轉動，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樣�！痹谶@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飾在陸地上棲息這種接觸方式的。但是每一種新穎語言的深思熟慮的應用和新奇的視點，在現代社會與在傳統的中國一樣，面臨著被流行用語排擠的境況。請大家關注當前的困境并不是因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確定的解決方法，而是因為任何一篇西方論文對這個問題所做的深思熟慮的答復對于中國的論文都可能有參考價值。

　　三　二元性思維和極性

　　在斯奈德的詩“For All”中，詩句“石頭在腳下轉動／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樣”和詩句“鼻子冷得要掉下來／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靈的歌唱／太陽照在沙礫上的氣息”相呼應。蒂姆·迪安在這兩句詩中發現了一個互相對應的感覺：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著土地與人類的經濟關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來”則象征著人類與土地經濟的關系——詩人的鼻子（和他的詩）像北部落基山脈的溪流。這種語言模式引導著我們去考慮思維的模式。在E·K·邁耶最近的一篇隨筆中，他對景觀建筑學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維模式做了一個有啟發性的批判。邁耶認為：“景觀建筑學是一個混合行為，不能把二元性的兩方面作為對立的情況來簡單地描述。”他認為建筑和景觀、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這些二元的形式是過時看法的組成部分，它們在本世紀已經最大限度地影響了人們對景觀建筑學的興趣以及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以二元性方式進行思考時，景觀被指定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從屬于文化和建筑。我對邁耶對二元性思維批判的興趣是從如下事實中產生出來的：在英裔歐洲人的傳統中，思維的形式有著哲學和文化的基礎。它的不確定性是由虛無創作的世界性觀點決定的，在創作過程中，一種不確定性的和無條件的基礎力量決定著世界的本原和秩序。這種以各種形式出現的初級的二元論，是諸如知識、觀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結果這種二元分類模式的源泉，這些元素組成了人類的經驗體系。在西方建筑學中，這種經驗體系是和“幾何與代數，理想的原型，……以及它們的流動性與變化著的地上世界的現實性之間的永恒對比”相聯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觀設計作為把一種普遍的原則，理性地運用于具體的設計，并且通過運用幾何和均衡原則對自然進行模擬，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緊密相聯的。

　　正如奧古斯丁·貝爾克最近所談到的那樣，中國發展傳統的景觀觀念并沒有借助二元論的思維。中國傳統的景觀觀念的基礎是陰陽兩極論，這意味著在相關聯的兩個元素之間，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需要參照另一個元素才能得到解釋。與二元論的對立性不同，極性的每一極都需要另一極作為它的存在條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兩極之間不是辯證的關系。與辯證關系不同的是，兩極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從對比和綜合抵消中產生的對立關系。在中國的傳統中，陰和陽不同于陽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這類二元論的原則。在這類二元論原則中，對立面之間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陰陽之間，“彼此相互承擔，互為補充，成為一個整體”。甚至，陰會轉化成陽，反之亦然。更進一步地說，陰陽之間的關系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并且“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具有多樣性以及產生動態關系的有效性”。這種動態關系被認為是內在的關系并能使世界變得穩定。綜上所述，陰和陽屬于解釋的范疇，闡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體的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細節上的差異和任何假定相同或嚴格同一性的缺乏在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過對比，二元論的兩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著潛在本質相同的因素。因此，認識到二元論和陰陽兩極論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維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對《園冶》中出現的體現中國傳統的關鍵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諸如“相互依存”，“借用”，“適宜性”，“適當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隨非二元論的邏輯產生的。

　　通過對比二元論和兩極論，我們現在就有可能認識到：對于把景觀和建筑一分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對英裔歐洲人的傳統進行基礎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過和奧古斯丁·貝爾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邁耶的論文揭示了避免將中國的傳統觀念進行二元論解讀的可能性。這將最終導致這樣的認識：一旦現代主義和已經被加入到對中國物質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論猜想被摒棄，邁耶的事業是有可能通過對中國景觀和園林的反思而得到發展的。

　　四　相互關系的場合論

　　“景觀建筑學的確需要理論嗎？”“景觀建筑學的確需要一個理論嗎？”“你認為景觀建筑學需要通過其領域之外的資源來發展嗎？”在大多數時候，當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會發現自己非常的困惑，無言作答，因為在被問及這些問題的同時，關于景觀建筑學的文化中介agency卻很少被涉及。我想質問的是：為什么我們不再攻擊對這些問題保持沉默的文化界？為什么這些問題聽起來好像是要求我們爭論在原則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論？為什么我們不能清楚地表達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并詢問這些問題是否已經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達而不借助“理論”這種概念資源？

　　以 R·庫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圍內思索城市未來的嘗試為例。庫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現代化的飛機場，反對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識別性local identity的范疇來思考。庫哈斯認為這種一般城市是地方識別性不再存在的結果。在他的論文中，“地方識別性”和歷史相關，在建筑學中沉淀。并且庫哈斯認為：“把地方識別性當成是過去的形式是失敗的命題。”含蓄地說，庫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為正確的命題是一種“大亞洲主義”的體現。如果庫哈斯的論文意味著剝去了亞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經是成功的了。在臺灣的建筑雜志《對話》中，王維真觀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的說法所支持著，并沉浸于一種“新東方主義”的氣氛中。

　　在這里我并沒有對庫哈斯的原文進行仔細的閱讀，但我仍將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種沒有精確理論基礎的狹隘的“全球化”觀念的象征。在傳統的中國，建筑的物理生存環境并沒有成為城市“識別性”的一個完整部分。與歐洲持久性紀念碑的傳統不同的是，中國的建筑一直處于建與重建的永久性循環中。如果庫哈斯發現他不得不面對亞洲城市的“識別性”，這是因為亞洲城市已經逐漸進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爾所稱作的“時代—價值”的模式中。當他用一般性反對“識別性”時，他運用的理論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對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論家約翰·拉杰曼作品的讀者將會意識到，以吉尼思·德魯茲的觀點為依據，識別性的屬性可以通過迥異的集合被定義，而不是對一般性概念的反對。參照拉杰曼的觀點，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釋了分類categories思維模式如何能在諸如中國景觀建筑學的識別性的問題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類本身的概念。讀者可以感覺到，庫哈斯已經對某種態度attitutdes有了正確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沒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維上的差異。他通過強加歐洲的模式以一種普遍主義者的態度結束了他的討論。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即“理論”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討論試圖表明對理論的反思和寫作可以為激活景觀建筑學的跨文化交流服務，那樣的理論活動可以加強我們的感覺，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們被交流中產生的血濃于水的情感所感動。借助喬治·德孔布的關于這個主題的投稿中的話，可以勾勒出這個想法作為恢復“在期望與觀念中承擔轉換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這種復雜的轉換……以達到發現、干擾、喚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將這個事物帶到現在……反復思索一個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強加一個看上去最明顯的轉換……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聯系”。通過借助這些語言，希望可以突出這樣一點：即理論的反思和實踐者的思索可以通過實踐活動聯系起來，這種實踐活動可以被相同類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領域中探索結果。

　　以時空穿梭的形式對跨文化進行思索，這種穿梭是一種展開的節拍，結尾開敞，貫徹始終，它抗拒著直線性的思索和那種超越經驗的、有著權威聲明的目的論。這種穿梭是以具體的作品為例進行的，而不是在諸如“東方和西方”、“形式與內容”、“時間與空間”、“景觀和語言”這類抽象模式的范疇中進行。這種穿梭體現的是循環中的觀念的特殊結構；事實上，不可能把它當做一種普遍存在、無限延伸的思維方式，在思維過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復出現。這種穿梭喚起了一種新的相關性的體驗，在景觀建筑學中，這種體驗被稱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隨著多樣化的資源，在教育機構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幫助景觀建筑學在進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達出對文化的相互性的體驗。

作者單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編輯：admin | 閱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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