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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的民族。由文化凝聚積淀的園林景觀，清幽中見畫意，細膩中見詩情，平淡中見蘊藉，變化中見新奇，可謂異彩紛呈，琳瑯滿目。中國園林（主要指中國古典園林）有別于世界其他園林，主要可概括為四大特點：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與自然美的融糅。三、詩畫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蘊。這四大特點是中國園林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主要標志。它們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說，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以及重漸悟、重直覺感知、重綜合推衍的思維方式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而其中，推動園林興盛、園林藝術普及和提高的，乃是一大批文人直接參與園林規(guī)劃的結果。他們借鑒文學、繪畫的表現(xiàn)形式，將自身的自然觀和思維方式融入到造園藝術中，賦予園林以深刻的內涵。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是中國園林風格和特色形成的主體人物。中國園林自唐代出現(xiàn)了詩人和畫家自成一派的“文人園林”以來，經(jīng)過漫長的、不間斷的發(fā)展，乃至現(xiàn)代園林景觀的布局、構景，仍與文學、繪畫緊密結合，蘊涵著被譽為“無聲的詩”和“立體的畫”的美學基礎。“文人園林”的發(fā)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中國園林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環(huán)節(jié)。

    文人園林產(chǎn)生的背景

    中國古典園林起源于先秦、兩漢帝王狩獵的“囿”和通神的“臺”。到了魏、晉、南北朝，儒、道、佛、玄諸家爭鳴，彼此闡發(fā)。思想的解放促進了藝術領域的開拓，也給予園林很大的影響，造園活動逐漸普及于民間而且升華到藝術創(chuàng)作的境界。這個時期是中國古典園林發(fā)展史上的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期。

    東漢末，由于社會動蕩不安，普遍流行著消極悲觀的情緒。人們深感“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因此滋長了及時行樂的思想，即使曹操這樣偉大的政治家也不免發(fā)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晉時，士族集團間的明爭暗斗愈演愈烈，斗爭的手段不是豐厚的賞賜就是殘酷的誅殺。于是消極情緒與及時行樂的思想更是有所發(fā)展并導致了行動上的兩個極端傾向：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識分子中，出現(xiàn)了相當數(shù)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賢”，他們以縱情放蕩、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來反抗禮教的束縛，尋求個性的解放。其行動則表現(xiàn)為飲酒、服食、狂狷、崇尚隱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謂的“魏晉風流”。處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下，社會上逐漸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風氣。早期的山水詩文也大量涌現(xiàn)于文壇。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為社會的風尚，為避免跋涉之苦、保證物質生活享受而又能長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風景，最理想的辦法莫如營造“第二自然”——園林。于是，山水園林、山水風景區(qū)蓬勃發(fā)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們所經(jīng)營的園林，因直接受到時代思潮的哺育啟示而茁壯成長，比較普遍，是當時造園活動的主流。當時文人的園林其規(guī)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園的手法從單純寫實到寫實和寫意相結合的過渡，園林與山水畫、山水詩文互相啟導，互相發(fā)展，是包含著老莊哲理、佛道精義、六朝風流、詩文趣味影響浸潤的結果，獲得了社會上的廣泛贊賞，開啟了后世文人園林的先河

    文人園林的萌芽

    隋、唐時期，園林較之魏晉南北朝更興盛，藝術水平也大為提高。其一，隋代統(tǒng)一全國，修筑大運河，溝通南北經(jīng)濟。盛唐之世，政局穩(wěn)定，經(jīng)濟、文化繁榮，呈現(xiàn)為歷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 。人們普遍追求園林享受。其二，興起科舉制度，廣大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有了晉升的機會，他們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優(yōu)厚的俸祿和崇高的社會地位，然而卻沒有世襲的保證。宦海浮沉，升遷貶謫無常，共同的經(jīng)歷形成了共同的處世哲學。在朝為官努力做一番事業(yè)，同時也自己預留致仕罷官后的路。經(jīng)營園林，便是為將來退隱林下獨善其身。其三，科舉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較多，園林成為他們的社會交往的場所，受到文人趣味、愛好的影響也較上代更為廣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參與造園規(guī)劃，憑借他們對大自然風景的深刻理解和對自然美的高度鑒賞能力來進行園林的規(guī)劃，同時也把他們對人生哲理的體驗、宦海浮沉的感懷融注于造園藝術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園林所具有的那種清新雅致的格調得以更進一步的提高和升華，更添上一層文化的色彩，便出現(xiàn)了“文人園林”。文人園林乃是士流園林之更側重于賞心悅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現(xiàn)隱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潤而“文人化”的園林。就文獻記載的情況來看，唐代園林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園林風格的發(fā)展趨向也是十分明顯的，皇親貴族、世家官僚的園林偏于豪華；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則重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較多地受到社會上的稱道而居于主導地位，其間的消長變化足以說明文人園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現(xiàn)萌芽狀態(tài)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廬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輞川別業(yè)等，比較有代表性的造園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維等。文人官僚開發(fā)園林、參與造園，通過這些實踐活動而逐漸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園林觀——以泉石竹樹養(yǎng)心，借詩酒琴書怡性。這對于宋代文人園林的興起及其風格特點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

    文人園林的發(fā)展、成熟

    從宋代到清代雍正年間是中國古典園林成熟時期的前期，成熟前期意味著風景式園林體系的內容和形式已經(jīng)完全定型，造園藝術和技術已經(jīng)基本上達到了最高的水平。在這個七百七十年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于改朝換代、政治經(jīng)濟形勢的更迭變化，園林的發(fā)展包括文人園林的發(fā)展當然也有相應的起伏波折。宏觀的說，它呈現(xiàn)為馬鞍形的兩個階段，或者說高潮：兩宋是第一個高潮，明中葉到清初是第二個高潮。

    中國的封建社會到宋代已經(jīng)達到了發(fā)育成熟的境地，而文化方面尤為突出。園林作為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當然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夠繼隋唐全盛之后而臻于成熟的境地，自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宋代，地主小農(nóng)經(jīng)濟十分發(fā)達，莊園經(jīng)濟幾乎絕跡。城市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空前繁榮，資本主義因素已在封建經(jīng)濟內部孕育。然而，宋代卻又是一個國勢羸弱的朝代，處于隋唐鼎盛之后的衰弱之始。宋王朝從建國之初的澶淵之變歷靖康之難，最后南渡江左，偏安于半壁河山，以割地賠款的屈辱政策換來暫時的安定局面。一方面是城鄉(xiāng)經(jīng)濟的高度繁榮， 另一方面則無論統(tǒng)治階級的帝王士大夫或者是一般的庶民都始終處于國破家亡的憂患意識的困擾中。宋人的詩詞中多見于此類感喟之情。這于盛唐文學中常見的杖劍遠游，氣吞山河的豪情和開辟異域、立功邊塞的氣概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社會的憂患意識固然能夠激發(fā)有志之士的奮發(fā)圖強、匡復河山的行動，同時也相反地導致了人們沉溺于享樂、茍且偷生的心理。而經(jīng)濟發(fā)達與國勢羸弱的矛盾狀況又成為這種心理普遍滋長的溫床，終于形成了宮廷和社會的生活浮蕩、侈糜和病態(tài)的繁華。因此，園林的大量修建，其數(shù)量之多，分布之廣，較之隋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城鄉(xiāng)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帶動了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園林的建筑、觀賞花卉和樹木的栽培技術、疊石技藝的水平等大為提高，為園林的廣泛興造提供了技術的保證，也是當時園林藝術水平成熟的標志。第三，宋代重文輕武，文人的社會地位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高。科舉取士制度更為完善，文官執(zhí)政可說是宋代政治的特色，并成為文化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從另一方面刺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園活動，民間的士流園林更進一步文化化，又促成“文人園林”的興起。第四，宋代詩詞雖然失去唐代宏放的、波瀾壯闊的氣度，主流轉向纏綿悱惻、空靈婉約，規(guī)劃設計的精致則又過之。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以繪畫藝術為重的朝代，尤其是山水畫受到社會上的重視已達到了最高水平，因而達到了繪畫與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結合。確立了獨特的藝術創(chuàng)作和鑒賞方法對于文人園林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士流園林興盛和文人廣泛參與園林規(guī)劃設計，在園林中熔鑄詩畫意趣比之唐代就更為自覺，同時也開始重視園林意境的創(chuàng)造。山水畫、山水園林互相滲透的密切關系，到宋代已經(jīng)完全確立。

    萌芽于唐代的文人園林，到宋代已成為私家造園活動中的一股新興潮流，同時影響著皇家園林和寺觀園林。宋代文人園林的風格特點大致可以概括為簡遠、疏朗、雅致、天然四個方面。著名的有艮岳、蘇州的滄浪亭等。

    兩宋的園林作為成熟前期的第一個高潮階段，總結了上代的成就，開啟了后世的先河。到元代，蒙古族政權不到一百年的短暫統(tǒng)治，民族矛盾尖銳，明初戰(zhàn)亂甫定，經(jīng)濟有待復蘇，造園活動基本上處于遲滯的低潮狀態(tài)。明永樂以后才逐漸進入成熟前期園林發(fā)展的第二高潮階段。明中葉以后，元代那種自由放逸、各出心裁的寫意畫風又呈現(xiàn)燦爛光輝。文人畫風靡畫壇成獨霸之勢，并達到了繪畫、詩文和書法三者的高度融合。文人、畫家直接參與造園的比過去更為普遍，園林藝術的創(chuàng)作，相應地出現(xiàn)了兩個明顯的變化：1.由以往的全景山水縮移摹擬的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轉化為寫意為主的趨向。2.景題、匾額、對聯(lián)在園林中普遍使用猶如繪畫中的題款，意境信息的傳達得以直接借助于文學、語言而大大增加信息量。園林意境的蘊藉更為深遠，園林藝術比以往更密切地融合詩文、繪畫趣味從而賦予園林本身以更濃郁的詩情畫意。 一方面是士流園林的全面文人化而促成文人園林的大發(fā)展；另一方面，商賈由于儒商合一、附庸風雅而效法士流園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聘請文人為他們籌劃經(jīng)營，勢必在市民園林的基調上著以或多或少的文人化的色彩。市井氣與書卷氣結合的結果沖淡了市民園林的流俗性質，從而出現(xiàn)文人園林風格的變體。由于此類園林的大量營造，這種變體風格又必然會成為一股社會力量而影響及于當時的民間造園藝術。這在江南地區(qū)尤為明顯，明末清初的揚州園林便是文人園林風格與它的變體并行發(fā)展的典型局面。

    清初，康熙帝南巡江南，深慕江南園林風物之美，歸來后即聘江南文士葉洮和江南造園家張然參與暢春園的規(guī)劃設計，首次把江南園林民間造園技藝引進宮廷，同時也把文人趣味滲入宮廷造園藝術，為后者注入新鮮血液，在園林的皇家氣氛中平添了幾分雅意清新的韻致。當時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優(yōu)秀的大型園林作品，如避暑山莊等。

    文人園林的大發(fā)展無疑是促成江南園林藝術達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它還影響了皇家園林和寺觀園林，并且普及到全國各地，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成為一種造園模式。清乾隆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盛極而衰，中國古典園林進入成熟的后期階段。文人園林相應地日益呈現(xiàn)出形式脫離內容的傾向，由早先的生動風格蛻變?yōu)榻┗�的模式，以往的生命活力也日益衰竭，它的四個特點亦逐漸消融于流俗，大部分徒具軀殼而喪失精神實質了。文人涉足園林也不象上一個時期那樣比較結合實際，詩文中論及園林藝術的雖然有一些精辟的見解，但大多是一鱗半爪，偏于描述性的心領神會，因而難免浮泛空洞，失卻了上一個時期文人造園的進取、積極的富于開創(chuàng)性的精神。

    萌芽于唐代，興起于宋代，發(fā)展于明、清的中國文人園林對中國園林（中國古典園林）風格的產(chǎn)生及其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文人園林的集大成的著作有計成的《園冶》、李漁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長物志》，它們是私家園林專著中的代表作，也是文人園林自兩宋發(fā)展到明末清初時期的理論總結。除此之外，陳繼儒的《巖棲幽事》、林有麟的《素園石譜》等著作，也足見文人與園林關系之密切，意味著詩、畫藝術浸潤于園林藝術之深刻程度，從而最終形成中國的“文人園林”的傳統(tǒng)。一般的文人即便不參與造園事宜，也普遍地關心園林、享用園林、品評園林。園林與文人的生活結下不解之緣，他們談論園林好象談論書、畫、詩文一樣，園林藝術完全確立了與書、畫、詩文藝術的同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