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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著旗裝的女人倚著假山的一角矜持地站著，身后是假山亭臺，四季的婀娜團聚在這里。后來，這里的種種似乎變成了另一個女人的鄉愁———英國人立德夫人曾在20世紀初短暫停留北京，這個花園成為她揮之不去的記憶，她在《我的北京花園》里寫，“從我家平臺上可以俯瞰到一個漂亮的屋頂，我們以為那一定是一座廟宇。于是，首先就上路去找它。這并不很容易。我們發現自己沿著一條小巷往下走，突然轉了個彎，然后有人輕聲地告訴我們，那是一位刑部官員的府邸……我們征得同意，去觀看那棵讓我們在花園里贊嘆不已、現在發現在這兒種著的參天大樹……”

　　從漪園到余園

　　時間過去一百多年，在某網站論壇上出現了一場爭論，王府井大街上的“余園”起初被認為就是“立德夫人的北京花園”，一座已消失的花園。

　　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大樓北面可以看到余園被復修的一部分。這里的保安稱，“里面什么也沒有”。

　　余園的主體部分是社科博源賓館，臨王府井大街的正門新修了一面影壁。

　　臨街處還有宅院殘存的一間老屋，不遠處就是美術館。

　　當年的科學院圖書館所在地已是一片空地。

　　隔著窗戶玻璃觀看余園被復修的一部分，玻璃上能反射出不遠處的美術館。

　　北京史地民俗學會會員劉陽介紹，道光咸豐年間，東廠胡同西部成為大學士瑞麟的府邸，胡同東側往北一帶則是他的花園“漪園”，這個花園范圍很大，向北一直到現在的翠花胡同。但八國聯軍侵華后，花園范圍一再縮小，集中在東廠胡同東部。劫后余生的花園被改成“余園”，光緒年間，余園住進了直隸總督榮祿，1904年變成公園，后來又再為榮祿后人擁有。民國五年，袁世凱為了籠絡當時的副總統黎元洪，從榮祿后人手里買下余園送給黎元洪，在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長王仲殊看來，這兒是開過國務會議的地方。

　　1950年8月7日，王仲殊從北大畢業來社科院報到，“那時候這個園子可真美，有假山亭臺，一個小池塘，周圍種滿了丁香樹，每年春天丁香盛開的時候，飄著一股淡淡的香味。”新中國成立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古所、世界歷史研究所等單位進駐位于東廠胡同的舊宅院，“考古所就在余園里，近代史研究所在胡同西側。記得園子里還有一棵老松樹，有五百年了，北京一共有兩棵這樣的老松樹，另一棵在北海。起初的兩年，我們經常在花園里散步。”

　　胡適等人在此居住

　　1925年，在余園靠近王府井大街（當時稱為王府大街）的地方，日本人設立了“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也被稱為“東方文化研究所”，蓋起了北京城最早安裝鐵制門窗的樓房。

　　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王學慶看來，要說是破壞，早在日本人占領北平時期或是更早，余園的整體格局就逐漸在被破壞。史料記載，八國聯軍侵華的時候，余園被俄軍占領，后來又被德軍占據，并被改成野戰醫院。王學慶認為，“這棟建筑對于研究中日關系史意義重大，目前有東京社科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包括北平的東方文化研究所，這三個所都是在同一時期成立”。王學慶介紹，后來這里也歷經變遷，抗戰前給過北京大學，40年代中央研究院在北平的機構也設在這里，一直到解放后這里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77年才成立中國社科院）。

　　王學慶是1962年10月從上海來社科院報到的，他畢業時曾因為寫了《論石達開出走》被批評，“內心很不安”，然后又僥幸地分配到社科院，這個曾被稱為“余園”的地方讓他想起了它就是本來的主人瑞麟鎮壓太平天國受功領賞的結果，然后感嘆不已。園林的整體結構還保存，余園花墻是北京常見的虎皮墻磚砌，但立面卻采用了江南園林的樣式。他所在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辦公區內的幾間房子是胡適曾經住過的，“房子不大，那個時候的學者住的房子就是小小的幾間。新中國成立之后是范文瀾居住，一直到我進社科院前夕，他才搬走的。”

　　上世紀60年代初，花園池塘里的水已經干枯，但是丁香花開得很旺盛，社科院辦公所在地，東廠胡同西側的一溜平房周圍還種著白果樹，王學慶記得，“長得很好”。

　　院里房子越蓋越多

　　“從五十年代，這兒就開始蓋房子了，但蓋的都是平房，當時還是有（保護）觀念的，覺得新房子應該和周圍相協調。”據說梁思成在五十年代就反對在這里蓋房，認為老宅院是明代建筑風格，蓋房會破壞整個宅院的風格，但是當時社科院各個單位發展很迅速。

　　王仲殊介紹，1950年他剛來到考古所的時候這兒有18個人，而到了50年代末，就發展到200人左右，經常是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屋子里辦公，而東廠胡同西側改成的科學院宿舍，他也一直沒有輪上住，工作后很長一段時間還是住在北大。王學慶不無玩笑地說，考古所平時都去各地刨坑挖寶去了，到了冬天人都回來了，擠滿了屋子。

　　房子越蓋越多，舊宅院的正房被隔成幾個小間作為辦公室，王學慶介紹，從五十年代最開始搭建的用于考古分辨的物理、化學實驗室，一直到后來蓋了小禮堂、籃球場等。60年代末全市大挖防空洞，從東廠胡同西側一直挖到了東側，和余園內的假山連在一起。但王仲殊說，“文革”期間，這個園子沒有受到破壞，工作還在繼續，因為當時周總理說，考古的工作不能停。

　　最大的改變發生在這20多年。現在余園的主體部分是社科博源賓館，立面采用仿古花紋，臨王府井大街的正門新修了一面影壁。王仲殊稱，“最早蓋成高樓的是近代史研究所大樓，這是80年代的事情。當時據說是時任領導李鐵映看到社科院的辦公環境太差，給撥了經費。近代史研究所占了考古所的一部分地方，樓蓋好后給了考古所一層辦公樓。現在的考古所是前幾年才蓋好的，當時就想保留一間耳房，現在博源賓館中間還保留了一個牌樓，里面有亭臺和一點假山。”

　　現在這扇簇新的門兩邊各掛著一個牌子：右邊寫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左側寫著“文化遺產研究中心”。門衛稱，“里面什么都沒有”，本來想改造成會議室，但是遲遲沒有動工。博源賓館后面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門前還有老房子，但已經不是老宅院的部分。當年的東方文化研究所、科學院圖書館所在地，往西的大部分已經是一片空地，站在未化的積雪上，美術館在兩棵傾斜的樹之間閃耀。

　　文史愛好者鐘愛的考古書店，掛上了“暫停營業”的牌子。而網絡上關于“立德夫人北京花園幾點疑問”的爭論也已經塵埃落定，立德夫人所稱的“她的花園”并不是余園，很可能是附近甘雨胡同里的一座花園。但是又有什么關系呢，它們都曾經美麗地存在過。

　　■ 研究者說

　　北京最早開放的公園

　　●劉陽，北京史地民俗學會會員

　　以前這一帶叫漪園，是大學士瑞麟的宅院，幾乎包含了東廠胡同所有部分，還包括現在翠花胡同的“滿漢全席”，就是現在所稱的翠園，這里是文保單位，有乾隆的御筆。圍墻一直從東廠胡同東側一帶往北延伸，四五年前我在考古書店的北角還發現了一塊界碑石，但是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了。本來東廠胡同中間是沒有路的，余園是漪園的一部分，后來軍閥混戰，四分五裂了。這附近的私家宅院很多，例如說東廠胡同西側民革中央所在地，就是一個王府，現在還保留了假山等。

　　余園是北京最早開放的公園，當時是宅院后人生活窘迫所致。到了“五四”運動前后，公園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時髦和姿態。例如先農壇當時叫做城南公園，地壇公園叫做京兆公園，沒有了它之前的傳統的祭祀等功能，就是一個純公園，市民公園，這也反映了當時要反封建的時代特色。當時提倡向西方學習，覺得國外什么都是好的，經常有人在中式庭院中加蓋一個西洋小樓，這是當時中國公園的一個特色，但有的成功，有的就不倫不類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有的公園開始象征性恢復它的功能。

　　地下疑存東廠“水牢”

　　●王學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

　　60年代末，我們在園子里挖防空洞的時候，挖到一定程度，出現了三合土，還有各種古錢幣，當時我懷疑這是不是連著明朝特務機構“東廠”的水牢。當時有個學者梁昆元，是印尼華僑，極聰明。當時大門在王府大街上，但東廠胡同那兒也開了一個門，近代史研究所一般都從這個門出入。但梁昆元就從地道穿到假山，然后從大門溜到我家，腦子靈光得很。

　　我80年代去日本京都大學做訪問學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余園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有關聯，解放后這里成為社科院歷史方面的研究重鎮，骨子里有一種歷史研究的繼續。解放后這里作為中科院圖書館，我們近代史在地方志等方面的資料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以前日本人留下來的，我到京都的時候感覺這個城市保護得真好，建筑限高，路上經常能看到穿和服的人。

　　■ 見證者說

　　這一帶老北京人很少

　　●姚瑤，媒體工作者，2007年曾在東廠胡同采訪

　　2007年我去采訪的時候，胡同的東南口正在拆遷，是一片工地，當時說是被一個賓館買了下來，準備擴建用。東廠胡同北面幾乎都是科研機構和行政單位、宿舍，這是它和其他胡同的最大區別，所以這里老北京人很少。從東廠胡同1號進去的社科院，1949年是中國科學院院部，據說正北三間的西側是郭沫若的辦公室，竺可楨和陶孟和兩位副院長合用東側的一間辦公室，更不要說以前住過胡適，據說張勛還在這里住過一段時間，很多名人都留下過足跡。當時賓館還沒有開業，大門口寫著“社科院王府井訪問學者公寓”字樣，從建筑側面，能看見現代化的建筑里冒出了個亭臺的灰頂。這就是以前余園里的亭臺，蓋樓的時候不讓拆，于是就把它圍在了賓館里面，并翻修一新。看著這不新不舊的亭臺被灰白色的墻面和鋁合金框的玻璃包裹著，只讓人覺得不倫不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