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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獲得了世界遺產認證，遺產地的經濟收益將直線攀升。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后，旅游收入從18萬元猛增至500萬元；黃山列入世界遺產后，旅游收入由數百萬元增值2億……然而，面對世界遺產這份自然與先祖留下的財富，遺產在開發(fā)的浪潮中又該如何進行保護，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話題。

　　2009年歲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民大會堂向我國江西三清山、南方喀斯特等5處世界遺產地頒發(fā)了世界遺產證書。聯合國官員視頻道賀，國務委員講話鼓勵，頒證、合影、代表發(fā)言，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熱情洋溢。似乎對于遺產地的政府和居民來說，“申遺”已經承載了他們太多的希望與寄托，會場內各地的專家、官員相互道賀寒暄，言語中出現頻率最多的詞語，便是“成功”。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一旦成為世界遺產，當地居民的收入會因旅游人數的激增而上漲，當地政府也會獲得更多的項目支持。然而，面對世界遺產這份自然與先祖留下的財富，遺產在開發(fā)的浪潮中又該如何進行保護，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話題。

　　“遺產”保護全世界都面臨的難題

　　當世界各國都在努力發(fā)掘自身自然文化資源，并竭力使之貼上“世遺”的標簽時，每年世界遺產委員卻都在對各地世界遺產保護的狀況進行討論，對過渡開發(fā)的世界遺產地進行了警示。幾乎在全球各地的世界遺產中，都面臨著過度開發(fā)、環(huán)境破壞的問題。處于黎以武裝沖突地帶的圣谷、神山林暫且不提，德國易北河谷因橋梁建設項目被大會多次討論，最終迫于壓力申請撤銷；阿曼某遺產地因堅持進行礦產資源開發(fā)而主動申請撤銷；我國三江并流連續(xù)5年被大會提出評估，麗江古城也被多次警告。

　　中國風景名勝區(qū)協(xié)會副會長王鳳武介紹：“我國遺產過度開發(f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張家界武陵源、武夷山、麗江等。武夷山當初建設了大量的旅游設施，由于選址不當，建在了山上，導致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家評估武夷山‘好像是淹沒在旅游設施中的一座孤島’。武陵源的問題也是如此。另外在麗江，雖然建設項目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當地的功能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原來的小鎮(zhèn)已經變成了一座旅游集貿市場，酒吧歌廳林立，所有沿街房屋都變成了商鋪。”

　　據資料顯示，一旦獲得了世界遺產認證，遺產地的經濟收益將直線攀升。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后，旅游收入從18萬元猛增至500萬元；黃山列入世界遺產后，旅游收入由數百萬元增值2億元。

　　王鳳武認為：“世界遺產證書的頒發(fā)，等于給遺產地一種最高規(guī)格的國際認可。這必然會帶來旅游等經濟效益。遺產的保護并不是排斥旅游，反而應該將世界遺產更好地展示在世人眼前，關鍵之處是處理好保護與開發(fā)的關系，有時候兩者之間不可兼得，需要取舍。”

　　尋找平衡讓保護與開發(fā)實現雙贏

　　保護還是開發(fā)，似乎是一對永遠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在我國著名生態(tài)學家、北京大學環(huán)境學院生態(tài)學系教授陳昌篤看來，問題并非如此。

　　“這個矛盾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對遺產地進行合理的空間規(guī)劃，并嚴格執(zhí)行保護規(guī)劃，實現功能分區(qū)，細致地規(guī)定哪些不可以動，什么區(qū)域可以建什么建筑。不是說將遺產地全部封閉就是保護，那樣做并沒有將世界遺產的功能發(fā)揮出來。”陳昌篤對記者說，“每一個旅游區(qū)都有自身的接待容量，管理者應該在保護和開放之間尋找到平衡點，避免景區(qū)遭到破壞，破壞以后就更沒有人能從中獲益了，是竭澤而漁。”

　　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說：“不僅是世界遺產，包括國家級、地方級的風景名勝區(qū)，歷史文化名城名村等，都具有保護性、公益性和展示性這三大特性。如果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將公益性變?yōu)榧瘓F私有，將保護性變成開發(fā)性，則必然會對景觀造成嚴重的破壞。在景區(qū)內建設樓堂館所，上重大建設項目，都是對這三大特性的違背。我們應該用最小的建筑空間滿足人們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如今某些景區(qū)內賓館、酒吧和店鋪林立。”

　　在謝凝高看來，推行“山上游，山下住”的開放模式，是解決景區(qū)展示壓力，實現保護與開發(fā)雙贏的最簡單辦法。“無論是自然遺產還是文化遺產，都好像一個博物館，向人們展示自然與文化的魅力。人們到那里是去參觀的，并非要在那里住店。“類似泰山、九寨溝等景區(qū)，應該推行‘山上游、山下住’，‘溝內游、溝外住’的開發(fā)模式，用規(guī)劃控制開發(fā)與保護的界限，在豐富當地經濟來源的同時，不要錯位開發(fā)、超載開發(fā)。”

　　尋找“短板”暢通管理路徑

　　采訪中，記者發(fā)現我國對于世界遺產的管理采用了統(tǒng)一管理與分部門管理結合的方式。風景名勝區(qū)類的世界遺產主要依據《國家風景名勝區(qū)管理條例》，授權各地住房城鄉(xiāng)建設主管部門，對規(guī)劃方面和重大建設項目進行管理；對于故宮長城等文物保護單位，則依據《文物法》管理；自然保護區(qū)分工管理相對復雜，主要依據《自然保護區(qū)條例》進行約束。

　　王鳳武對記者說：“我國實行的是統(tǒng)一管理與分部門管理相結合，就像房地產開發(fā)一樣，需要很多部門進行審批，這也是我國的行政管理制度決定的。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個問題自然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便需要部門之間進行協(xié)調，才能夠得出一致的意見。我國的協(xié)調力度還比較大，在一些西方國家，協(xié)調方式需要經過大量的全民論證，很可能會議而不決。”

　　謝凝高認為：“要想管理好世界遺產，首先需要認識好世界遺產的價值，否則就不會懂得如何保護，更不懂得如何利用。如果決策人是正確的，那么值得慶幸，但如果他決策錯誤呢？即便是正確的，領導人員三四年換一班，水平良莠不齊，也很難保證政策的一貫性，可能前功盡棄。另外，景區(qū)管理還存在條塊分割多、關系錯綜復雜的情況，再加上沒有一部統(tǒng)一的法律對遺產保護進行監(jiān)督與支撐，這些都是近年來我國遺產地負面消息頻發(fā)的原因。”

　　王鳳武也表示，雖然依據有關條例，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歸國家所有，但實際運行中，某些地方的管理者借助擁有對遺產的實際所有權和處置權，出現了一味追求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情況，保護狀況令人擔憂。